我姐在电话里骂道：“你想作死呀？咱们家的这点事儿都让你给抖搂出来啦。老太太可急眼了，两宿没睡着觉，血压都快二百啦……”
这才想起来，文章里提到了我爷爷解放前怎么发的迹、后来怎么败的家、我爸参军后怎么带回来一把手枪、怎么把家里的古董卖给香港某电影导演……这忌讳可犯大了。
我麻利儿地去看望老太太，老太太已经七十有六，满脸涨红，眼睛瞪得俩小包子似的嚷嚷着：“活腻味了吧小祖宗？这些可都是历史问题，盖还盖不住呢，这下好了，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了你能出名，就非让我死在你手里不可啊？”
“妈，您别价呀。”我说，“咱家老爷子死了都十好几年了，况且是一辈子不得烟儿抽，给他老人家的德行宣传宣传，这有什么不好哇。”
老太太说：“好哇，等我死了以后你爱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你不能让我现在就出门不敢见人！”
我也急了，冲老人家嚷道：“您真是我一个人儿的亲妈，都什么年代啦？您怕谁呀！怕造反派还是怕红卫兵？怕工宣队还是怕军代表？”
老太太说：“整个就是怕你！”说着话儿，她快站不住了。再一摸，坏啦，手都凉了。我真害怕了，也没辞儿了，只有认错的份儿。
我说：“妈您别真生气呀，是儿子的错还不成？”
老太太说：“你哪儿错了？”
“我……我错儿大啦！”我说，“咱为了自个儿出名，耽误了一位七十六岁老人的政治前途。”一下又把老妈给逗乐了……
看来我真的是错了：错就错在爸爸虽然早已故去，可忘记了妈还活着。而且丝毫没有察觉到，她老人家在潜意识里仍然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生活在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那是个让当事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年代，让经历过的人一提起来仍不禁心惊肉跳的年代，让现在的年轻人听着却啼笑皆非的年代。
接着是我哥给我打电话。
我哥就好得多了，他没急也没骂，只是有点像领导对属下说话。这不奇怪，我哥是迄今为止我们家唯一在职的党员加机关干部，用现在的时髦称谓叫“公务员”。
我哥是父亲的“杰作”，也是父亲的“理想”，他不折不扣地按照父亲指引的路线前进：入团、入党、当干部，一路“红尘滚滚”，但是苦是乐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哥俩平时话不多，来往也不甚频繁。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更惦记他，惦记他的健康，关注他的仕途。
公平地讲，我哥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同志，光是那份兢兢业业的劲儿就很像父亲，加上他的五官长相，活脱儿是父亲的一个影子。只是父亲生不逢时，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说叫“点儿背”。我哥则不仅赶上了好时候，也确实比父亲聪明能干，即便只是个“小吏”，但这“成就”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一个人这辈子任劳任怨只走自己认准的一条路，而且是一条道儿走到黑，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耐力的，这点我哥的确比我强太多了。
只是他那点儿“职业病”忒让人看不惯，总带着“官儿架子”，就连过春节给我儿子压岁钱，都像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慰问“五保户”。于是大家背地里叫他“三结合”，即“领导的派头、兄长的风度、大爷的牛×”。
我哥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你把咱们家的那点儿陈糠烂谷子都弄到报纸上去了？”
我说：“是啊。”
沉吟了一下我哥又说：“唉，其实也无所谓，只是太陈旧，应该说点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说：“您圣明，敢问什么是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哥清了清嗓子说：“比如……比如我继承爸的遗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我说：“得嘞，大爷您放心，下回有机会一准儿把您抬举上去。可前提是得先把《北京晚报》变成个带把儿的烧饼，好让我拿在手里想怎么啃就怎么啃，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呀？”
我哥说了句：“无聊！”就把电话给挂了。
您瞧，哥俩就这么点儿话。
百年家事细说从头3
我们家的仨孩子，姐姐是“明珠”，哥哥是“理想”，我呢，什么他妈都不是。
听姥姥讲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就给憋死。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保大人！”就在医生护士们叮叮当当地准备好了“十八般兵刃”正要下家伙的时候，迎着夏季一缕金色的晨光，踩着窗外“大跃进”激昂的鼓点儿我自己出来了。那是1958年7月9日的早晨，天刚亮，所以给我取名叫白明。
这件事儿不论什么时候跟人家说起来，都觉得自己倍儿潇洒。可无论从哪方面讲，生我又都是多余的，尤其是按照人口学家的理论，我应当是被蛤蟆骨朵给吃了的“零碎儿”（据说五十年代民间曾流传吃蝌蚪避孕的方法），这“偏方”在当时也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有人吃出了毛病。照说应该是“饮活蝌蚪少许”，有胆儿大的偏招呼半盆。结果孕没避了，差点把命给“避”了。我妈当年吃没吃过蛤蟆骨朵儿？甭问，肯定是没吃过。老人家一辈子是素食主义者，到今儿个连牛羊肉的荤腥都不沾，哪咽得下去那玩意儿？所以就爱谁谁了，所以咱注定就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小时候父亲常跟亲戚朋友说：“老大心细，女儿嘛。老二踏实，是块材料。三儿不成，他除了会出幺蛾子，没什么出息。”
关于爱出“幺蛾子”父亲还真没冤枉我，可能是天性吧，这在“文革”期间曾有过一次“精彩表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字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同学串门儿从不敲门，都是在门口喊。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进胡同口儿就扯着嗓子，拉开长音儿喊：“白——明——白——明——！”嗓门特大，我姥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纸糊驴”，居然还就叫开了。
有一天纸糊驴跟我说，看见家门口造反派斗争“地富反坏”，他受到了“启发”回家就把他爸的“反”给“造”了。
我问：“你是怎么造的反呀？”他说：“忒简单了，从作业本儿上撕张纸儿写了个小号的大字报，贴在了我爸的床头。后来你猜怎么着？”
“后来怎么着了？” 我问。
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他给了我一块钱！你回去也试试吧……”
我特敬佩地看着他，心想：纸糊驴呀纸糊驴，你丫可真有两把豆儿。于是把脚一跺说：“成！”就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和棒子面蒸窝头，就说纸糊驴昨天已经在他们家造反了！
我妈说：“怎么着，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
我搂着她嬉皮笑脸地说：“不能够，跟您造反了谁给我蒸窝头呀。——可我想造我爸的反。”
“那你就造呗。”
“我爸不敢怎么着吧？”
“谁敢惹造反派呀。”
我心想“有门儿”，就激动了起来，跳到我爸妈的床上（那时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准上的），踩着被垛喊口号：“打倒白纪元——白纪元必须低头认罪——”我妈用粘满棒子面的手攥着根笤帚疙瘩把我给赶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这“反”要是“造”成功了，不给一块给五毛也成，可大字报都写些什么呢？就写“白纪元的十大罪状：一、像南霸天似的动不动就给人俩耳贴子。二、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还踹过我屁股几脚。三、好吃的都给我姐。四……五……”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把我叫到父亲面前说：“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吗？当面造吧。”睡了一宿觉这事早忘了，现在把我提溜过来不是成心整治人吗？心里骂我妈可真够德行的。
父亲在吃早点，正一丝不苟地往一块烤热了的窝头片儿上抹臭豆腐，那做派和那认真劲儿就像他当年在起士林里吃法国大餐，真叫一个份儿。
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可能是父亲感到不耐烦了，甩过来一句话：“去你妈的，该干吗干吗去！”
“哎！”我无比愉快地答应着，转身撒腿就跑。跑出去半条街了才想起来没拿早点窝头，哪还敢回去取呀，就径直奔了学校。
碰上了纸糊驴，他问我：“白明，昨儿个跟你爸造反了吗？”
我狠狠地搡了他一把说：“去你妈的，你丫该干吗干吗去……”
说完就晃着膀子走开。尽管肚子饿得咕噜乱叫，但觉着这派头已经变成我父亲了。
其实父亲给我的评价说对也不全对，我的确从小就不安分，但也的确是家里最豁达最实在的一位。别看父亲不待见我，可咱偏偏是个大孝子，晚年父亲羸病残阳，却得了我的济。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地伺候，恨不能他哪儿难受我就哪儿难受。临死前他曾说：“老三呀，我欠他的……”
父亲最后的一口气是在我怀里咽的，走得还算安详。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父亲和家里的这点事儿其实挺“传奇”的，总有一天得把它写出来，写成一本好看的书。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一直想到现在。
百年家事细说从头4
报纸的风波还没有完全过去，写书的心病又袭来了。
写吧，怕老太太受不了，为此我得落全家老少三代的埋怨。再有，虽然干了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可我从来没写过书。当编辑和当“作家”不是一个劲儿，我再清楚不过了。这书最后到底能写成个什么奶奶样，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写吧，胸中块垒不吐不快，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夙愿”。况且，是有出版社“约稿”，让我有机会能在文人的行列里插一杠子，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儿饼不是谁的脑袋都能挨得着砸的。
机会终于来了，可我却有点肝儿颤，有点闹心。
是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到北方出差，父亲却找来了，他给我拿了一件大衣，说这地方天气凉你别冻着。
“这该是我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