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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纪元被当成了名副其实的病号，他自认为是龙困浅滩，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思想负担十分沉重，整日郁郁寡欢，并总觉得还要有更大的不幸发生。
然而，怕也没有用，该发生的终究还是发生了。
1971年8月的某一天，上级派来两位女同志到我们家，十分严肃地跟父亲“谈话”，二位姑奶奶趾高气扬，颐指气使，话题单刀直入，就是逼着父亲马上“退休”。她们将这把利刃一下子就捅进了纪元的心窝里，疼得他大汗淋漓，浑身筛糠。
父亲就捧出当年“华大”的校徽、南下时“桂林市军管会”的臂章、战场中那“革命到底”的血书，还有就是历年所写就的入党申请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他呼喊着：“求求你们不要这样，你们不能剥夺我继续革命的权利，我才四十三岁呀！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党的文化事业……我历史上没有问题，也不是五。十六分子……你们可不能啊……”
来人中的一个说：“白纪元同志，请你站起来说话，别搞资产阶级下跪的那一套！”
另一个人则把父亲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扒拉来扒拉去，然后用眼睛乜斜着跪在地上的纪元说：“白纪元，你的这些东西里好像还少了一件什么吧？”
“是少了什么？”
“别装糊涂，少一把手枪！”
这一刀又狠狠地从父亲的背后插入，被捅了个透心凉！他顿时没话可说，一点辩解的余地都没有了。他那两片苍白的嘴唇上下抽搐着，想说些什么，但是怎么也发不出声音来，“哇！”又是半腔子的热血喷涌而出，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两位来人也被吓坏了，她们可能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血，而且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嘴里吐出来的，居然就愣住了。
我赶紧将父亲扶起来放到床上，找出云南白药，抠出里边的“保险子”塞进他的嘴里，然后用我那红红的小眼睛狠狠地瞪着那两个操蛋娘儿们。
那俩人也发憷了，战战兢兢地说：“白纪元同志呀，你冷静点，这可不是我们的意思，这是组织上的建议，你先养病，再好好地考虑考虑，我们过几天再来……”话没说完撒腿就往外跑。
跑到了门口，俩人似乎又觉得不太对劲，其中一个把我叫过去悻悻地说：“你——给我听好喽！回去给你爸好好读读‘八一社论’，让他看清楚形势。别动不动就拿吐血吓唬人！”
那时我还不足十三岁，望着那两个女人远去的背影，我拿把菜刀砍了她们丫的心都有。
对着黑糊糊、空荡荡的楼道，我扯着嗓子带着哭腔地喊了一句：“操你们个姥姥！”
这一次对纪元的打击太大了，也是他吐血最多的一次，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才抢救过来。
在这一年的9月13日发生了“九。一三林彪事件”，晴空里一声霹雳，人们天天祝福“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是谋害伟大领袖的罪魁！就好像天使大声地向众生宣布：如来佛祖最忠诚的弟子，一夜之间变成了“刺杀佛陀的元凶”！
人们被惊得目瞪口呆，不要说平民百姓，就是久经沙场的将军们恐怕也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据说曾有人闻此当场惊疯，更有人一下便长病不起。
接下来是“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新一轮的政治运动急风暴雨般地袭来，于是没人顾得上再为逼着纪元“退休”的事情光顾我们家了，老天爷“开恩”，又给了父亲生命中一次喘息的机会。
但是父亲的脑子也彻底混乱了，他感到了一阵阵的迷茫。血还是哩哩啦啦地吐着，从这个时候起，十多年的时间他再也没能正经地工作上班，没人去关照他，也听不到组织上的任何“召唤”，完全蜗居在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里，直到有一天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
他仰天长叹：自己的政治生命被自己耽误了，是被这恼人的吐血给耽误了……
我不禁想问：在父亲经历的那些个“杜鹃啼血”的岁月里，我们家为什么怎么总是忧郁？总是不安？总是分离？总是身不由己？
四十岁以后我认识到；父亲作为家庭的顶梁柱，在当时他方方面面都是弱者。健康状况像一根枯萎的小草，政治面貌似一张揉皱的白纸，生命之中充满了无奈和孤寂。
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大声地向人夸耀；夸耀我那羸弱不堪的父亲。不知人们是否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弱者才是值得夸耀的，因为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坚忍和执著。
。。
最后的遗言：关于党旗
久病的人，就像一只熟透了的瓜果，总有一天是要从枝蔓上跌落下来，被摔得七零八落，最后化为一撮净土，回归大地。这是自然规律，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欢庆九十年代的钟声刚刚敲过，父亲的大限之日就快要到了。
元宵节的那天，也就是五十多年前那位“二大爷”和人打赌险些被元宵撑死的日子，父亲用筷子夹着半个元宵，本想给我们再讲一遍这个让人发笑的故事，以缓和一下家里因为他久病而长年过于压抑的气氛。突然，他沉疴骤犯，大口地吐血不止，他忙用手捂住嘴，血就从他的指缝间淌了出来。他异常镇静地看了我一眼，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在医院的急救室里，父亲一直是昏睡不醒，我片刻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
子夜时分他醒过来了，欠起身子，精神头挺好，血也不吐了，让人看了不禁感到高兴，认为这一关他可能又闯过去了。
父亲饶有兴致地跟大夫搭话，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小儿子，在出版社里当编辑……我还有个大儿子，是党员呢。对，还有女儿，他们都很孝顺。”
那大夫就乐呵呵地说：“老白，您好福气！把病养好喽，回家享清福去吧……”
父亲面色红润，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他抱拳给大夫作揖说：“谢谢您啦，让您费心了。”
说完了他就躺下身来，对我说有点冷，于是我就将被子给他往上拉了拉。
父亲抓着我的手说：“这回病好了以后，你到我的单位去报销的时候，我有个信封你替我交给××，是这些年来在家里学习的‘心得体会’，人离休了，思想不能落后。人家顾不上我，还不兴咱们主动点儿？”
“老爷子，快歇着吧您哪，为这点屁事儿您这辈子的苦还少受啦？”我就狠狠地说。
父亲伸出一根手指头杵着我的脑门儿说：“浑小子！现在是打不动你了，净胡说八道。你爸爸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死的时候能盖上面党旗……”然后他又苦笑着说：“盖上党旗，我就不怕死了。”
我打趣地说：“盖着党旗您可就死不了啦，为什么呀？暖和呗！”
父亲就笑了，在微笑中他又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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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之死
和以往一样，“大难”即将过去的时候，带来是无限的轻松。我常常想：只要爸爸活着，自己便无欲无求。在医院的楼道里，我来回地踱步，使劲伸了个懒腰，算计着哥哥是不是该来换班了。
忽然大夫把我叫过去，轻声地说：“目前不太乐观，你爸爸的情况可不好啊。他现在不吐血了，是因为他已经没有力气吐了，血都憋在胸腔里，看来我们是回天无力了，你得作好思想准备，凌晨可是个鬼门关呀……”
那刚才呢？是回光返照？！
我不禁悲从中来，抱住大夫号啕大哭，记不住说了多少哀求他的话。但我也知道这已经是无济于事了，所以必须冷静，必须临危不乱，这是父亲教给我的。
家人都到齐了，看着昏睡中的父亲，默默流泪，束手无策。那个大夫的话真不是耸人听闻，的确是医学上的经验，凌晨四点左右，父亲的血压和心电图都开始出现异常，大夫们准备做最后的抢救。这时候我成了“一家之主”，便吩咐家人再最后看一眼父亲，就“命令”哥哥、姐姐将母亲搀了出去，余下来的事情我要一个人打点。
不久，父亲的心电图就完全变成了一条直线——他的呼吸停止了。
大夫把一种叫“心率三联”的强心针给他打进去，父亲的心脏在心电图上“抖动”几下，很快就又没有了任何动静。接下来是最后一招，大夫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忽然觉得这样做不好，既然父亲的胸腔里都是淤血，这种“程序”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给他平添痛苦吗？如果他还能有知觉的话。
我把大夫手拦住了，深深地向他们鞠了个躬，泪流满面地说：“谢谢诸位了，你们已经尽到了职责。请让我父亲安静地走吧……”
主治医生似乎为这种通情达理而感动，他摘下口罩，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父亲和你都很坚强，节哀顺变吧，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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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得闲
按照回族的习俗，父亲是要土葬的。
他被停放在朝阳门外南下坡的“回族殡葬所”里，那入葬前的最后一夜，仍旧是由我来陪伴着他。
说来也奇怪，1990年的初春，有那么几天是大雪纷飞，雪片大得像纸钱似的漫空飞舞，落到地上就迅速化掉了。望着窗外的雪花，我不大相信会有“天人感应”，但确实体验到了“悲天悯人”。
父亲就这么走了？永远地不再搭理我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哪怕是骂我一句或者是一声让人揪心的咳嗽。父亲生于腊月而卒于正月，才六十岁出头，刚好走完了一个人生的甲子。
雪白的布单罩住了他的躯体，按照习俗我要一根一根地为父亲点香，望着袅袅上升的烟柱，我不可遏止地产生了一种“宿命”感，爷俩昨天关于“党旗”的谈话，竟然就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可终究也没能享受到这份他盼望了一生的“殊荣”，想来现实竟是如此的残酷，这大概就是“命”吧。
忽然间，我看见灵房里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