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所谓“银锭观山”就更甭提了，提起就让我生气。
那银锭桥本来是后海茫茫水畔的小桥一座，利索点儿的人三步并两步就迈过去了，可偏偏在此凭栏西顾，但见山色如黛，真乃一幅大写意，的确是个观山的好去处。古人造园很讲究“借景”，这“银锭观山”便是一个突出的范例。
还得感谢我那小脚姥姥，她曾在我儿时带着我到这里吃菱角，买莲子，并又一次给我讲起了西山的故事。
趴在银锭桥的石栏上看西山，和以前趴在破竹车里看西山，我忽然发觉西山都是一样的清晰，方才认定那西山的确不在我们家的“后院儿”，或者是我们住的那条胡同的“西口儿”。姥姥说对了：“望山跑死马！”就在那一刻，我忽悠的一下子觉着自己长高了一骨节。
其实古人也是没事儿吃饱了撑的，哪儿观山不成呀？非得在这儿“银锭观山”，弄得现在一来到这儿就思念“我个姥姥的”！凭栏西望更是什么山也看不见了，于是就把气都撒在对面那个某某某医院的白色大楼。
然而，拆了那座楼你就能看见山啦？再说救死扶伤远比闲情逸致重要得多！我必须对自己的狭隘不断地进行批判，否则，像我这样喜欢抱残守缺的人，怎么能够安稳地生活在今天，这令人眼花缭乱的IT时代？
仅仅用了几十年的光景，北京城已经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完成了从“平面”城市向“空间”城市的过度。然而让人所料不及的是：自己从向往高楼大厦、霓虹闪烁，到怀念西山白云、胡同小巷竟如此之仓促，说不清哪一类空间才适合我的生活，在哪一类空间生活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据传在旧时的戏园子里，凡上演《借东风》这类“说古”戏的时候，戏台的两厢常挂着这么一副对子：“想当年那段情由未必如此，看今日这般光景或者是真。”
这不就结啦？孰真孰假其实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人们常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已经很少再有感动，但却颇多感慨。那么我所“感慨”的是：总遏止不了儿时的记忆，它们总是潜伏在黎明前最隐秘的梦境里并偷着跑出来作祟。醒了以后让人就有那么几分钟的恍恍惚惚、是我非我，就有那么一丁点儿“庄生梦蝶”的意思。
我中记忆的“毒”太深了，而且还打小一眼就看中了西山，于是就请来一位画家朋友喝酒，那酒喝到耳赤面红的时候我便耳提面授，令他为我作一幅意境为“胡同与远山”的油画，以期让人能随时徜徉在梦幻与现实之间。
朋友便欣然从命了。
可是，这位一向都觉着自己是“孤独求拜”的大画家，到了今儿个，丫他妈也没能给我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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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儿炒白菜
城墙的外边是护城河，护城河的外边是一片片的麦田、菜地。不知是在哪一块地界儿，竖着根电线杆子，上面绑着个高音喇叭，每到放学之时，那喇叭里就播放歌曲，歌声飘飘悠悠，忽远忽近，它从田野出发，飘过小河，翻越城墙，在“文昌小庙”里转悠了一圈，就停在我的耳畔，然后伴着我回家。
那首在当时被称作是“第二届全运会团体操”的背景歌曲，歌中唱道：“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心欢畅……”记得这是个仲秋季节，头顶上是湛蓝如洗的天空，一抹日落前的余晖洒在胡同里，给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镀了层黄金，要不怎么经历过胡同生活的人都说，那是一段“流金岁月”呢。
进得家门，正赶上我妈端上来一盘粉丝儿炒白菜，香喷喷的让人胃窦大开，特别的下饭。于是四十年来我便落下个毛病，一看见炒白菜，就想起了老北京的小胡同和那首悠扬的歌声。反过来说，一听到那首歌曲，就想起小胡同和炒白菜。有几回因为肚子里“油水太多”而胃口全无的时候，就想垫补小胡同里的那碟子炒白菜。
在那只有炒白菜吃的日子里，打死我也想象不出来，日后会有品奶酪害怕“疯牛病”，啃鸡腿担心“禽流感”的这么一天……
然而，当这口儿“记忆”被端上餐桌时，却觉着一点都不是味儿了。
饭馆里的领班则小心翼翼地介绍说：“先生哎，咱们这炒白菜的口味可是非同一般呢。精工细做不说，用的是引进的奶油白菜，而且全都是菜心儿，下了七八种的作料……”我摆摆手拦住了他的“清谈”，觉得他挺累也挺烦人。
其实我知道自己想要的口味是什么：切几段儿记忆，撒一把亲情，点两滴哀怨的“胡同情结”。
有人说，口味是文化的记忆，也是记忆的文化。这话讲的真好，只是一般人读起来有点费解。
咳！——自己都整不出来的玩意儿，干吗要去难为一位饭馆跑堂的呢？也罢！
北京的胡同，我是生于斯长于斯。
我小的时候胡同里还有拉车卖菜的，每日的清晨，菜车从胡同的西口儿向东口儿叫卖，我便在各种新鲜蔬菜的叫卖声中起床，背起小书包朝学校走去。
开始家里大人还让我哥送我几步，后来这位“白二爷”就撂挑子不干了，趴在我耳朵边上给我出了个傻主意。他让我一路摸着墙走，因为不需要过马路，所以甭管胡同是怎么样的曲里拐弯儿，只要手别离开墙我就准能摸到学校。这主意傻是傻了点儿，可却万无一失，我上下学就从没有走丢过。
可是时候一长就坏了菜，习惯成自然！都已经是半大小子，却依旧要摸着墙绕着胡同走，原本十分钟的放学之路，我能磨蹭它半个多小时。
有几回我爸叉着腰站在胡同口儿“憋我”，说人家的孩子老早就放学回家了，小兔崽子你到哪儿疯去啦？我十分委屈地说：“我哪儿也没去，一放学就摸着墙回来了……”我爸照着我后脑瓢就是一巴掌，骂道：“你缺心眼儿吧？！”
其实我这还真不算缺心眼儿，正是因为我爱摸着墙走道儿，所以谁家的门上刻着“家吉徵祥瑞，居安享太平”；谁家的门上又刻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还有就是哪条胡同的门墩儿多，哪条胡同里的磨盘多，我到了今天仍旧是印象特别清新。
这就是小胡同儿最初给我留下的，令人极为惬意的视觉、味觉和触觉的美好记忆。
独门独院
我的出生之地，是一个独门小院儿，在西城某条胡同的正中间儿，那还是当年爷爷白梦璋为他的儿子白纪元留下来的“老宅”。
在前文曾提到过，记忆之中的这所“老宅”，总有那么几分的阴森和恐怖。尤其是那西厢房里的墙上，挂着我爷爷和奶奶的相片。
爷爷是面目清癯消瘦，白髯垂胸。顺着他陡峭的肩膀往下想，他的两只手一定跟干柴似的，而且青筋暴露。那长长的指甲是专门用来掐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不听大人话的孩子的——比如我。
奶奶倒是胖乎乎，只是那头发被梳得是油光瓦亮，贴在了头皮上，老气横秋的，这大概就是民国时期“少艾”们的审美观。白三奶奶是双眼皮儿大眼睛，但眼神却暗含凶狠，似乎能看透我的五脏六腑。一接触到她的“目光”，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坦白一些事情，譬如曾在舅爷爷的雨靴里偷着放过一枚按钉……
奶奶的！您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尊“会喘气儿的门神”。
小的时候我还有个坏毛病，叫“人来疯”。只要大姑、二姑、表哥、表姐们一来我就上蹿下跳，吆三喝四的撒了欢儿。我妈拧我爸吼都镇压不住，于是大姑白继珍说：“把他给锁进厢房里，让爷爷奶奶管他去！”我立刻就变老实了。
对那间永远是窗帘紧掩、昏昏暗暗的西厢房，我很想找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子，把那门和窗帘都给丫打开，让爷爷奶奶赶紧地“走人”，该去哪儿去哪，就是别再“缠”着我！可一直以来，我哪里有如此的胆量和担当？
靠近院子的南墙还有一棵核桃树，是在我四五岁时种下的，前些时候这里闹拆迁，我才有工夫光顾一下当年我的这处“白三爷故居”。但见那核桃树遮阳蔽日，竟给小院子支起了一架绿色的“天棚”。据说每到秋季，树上便果实累累，可论百斤计。只是自“文革”时期起，我们家作为“房产主”被轰出这坐老宅以后，我是一个核桃皮儿也未曾再尝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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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饼”其人
生活在这个独门独院里，更加深了父亲那孤僻、多疑的性格，为了保持“革命干部家庭的优越性”，杜绝胡同里其他小门小户市井阶层的“干扰”，他便明令我们在家“闭关锁国”，与邻居家的孩子即便是“鸡犬之声相闻”，但却是打死不能往来！
他制定了这么条“国策”，恐怕跟我们家那该死的、见不得光的西厢房里的“秘密”有关。
隔壁院子里住着一户陈姓人家儿，陈家有位年轻的先生，是个老大学生，人品极好，学问一流。只可惜他身染肺疾，生得一副细高挑儿的瘦弱身材，跟我们家那病爹好有一拼，只是眼镜的度数比父亲的还要深，远看他的两只眼睛，像是遮着一对儿放大了的麻将牌里的二饼，因此在这条胡同里得外号就叫“二饼”。
陈家在这里也是个收藏颇丰的大户，据说还是印尼华侨，陈先生是这家最小的儿子，因受肺疾的困扰常年独身一人，未曾婚娶。
这二饼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天到晚总爱鼓捣收音机，那时候叫“电子管儿的话匣子”，同时，还特别喜欢帮助大一点的孩子做“矿石收音机”。为这事，把我哥给馋的，哈喇子二尺多长，没事儿就抻着耳朵往隔壁院子里扫听。
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以后，对我们就吹胡子瞪眼地说：不准跟那家人往来，谁知道他二饼是在鼓捣话匣子呢；还是在偷听敌台或者给台湾“发报”呢？
二饼的侄子，也就是陈家的长孙，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建平，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