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音乐，我还没有那么深的感悟，其实令我诧异的是：这支歌把玲妹唱美了，玲妹也把这支歌唱绝了。玲妹的漂亮，怎么以前就从来没注意过呢？于是，我的内心深处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不安，生理上居然还有了一点点儿“反应”。
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原始、最蒙昧的躁动。然而值得称赞的是，这一切居然是因为倾听了那首颂扬“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歌曲才产生的，因此，从某个角度来看，我的这种“躁动”是具有一定“国际意义”的。
陈家的二饼率先敲开了我们那孤家寡人的“国门”以后，我爸就变得越来越开通，并义无反顾地带领我们加入了这条胡同里的“WTO”，于是孤独的小院从此不再寂寞。
玲妹建议在我们家设立“学习小组”，我是一百二十个乐意。自打倾听了玲妹唱的那首“准日本歌曲”之后，我便总也忍不住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越发的想入非非，不知玲妹是否也在注意我。
我曾偷出藏在我们家西厢房里的一串漂亮的珊瑚珠子（此物或许应该是清代官员佩带的朝珠）送给玲妹，玲妹就还送我几张她收藏的糖纸，花花绿绿的，仿佛带着她身体的芳香。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本里。
其实我并不喜欢糖纸这类女孩子的小气玩意儿，“爱屋及乌”罢了。
但做完这“赔本”的买卖之后，玲妹仍旧是那个专喜欢“向家长告状”的角色，每每在我爸对我的训斥中，她在一旁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想恨她但又恨不起来。日后才明白，这就是所谓“剃头挑子一头儿热”的单相思所带来的烦恼。大概是属于《少年维特之烦恼》。
党的“九大”召开之时，学校组织庆祝游行，玲妹属于擅长载歌载舞的文艺尖子，结果发生了一点不幸，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差点被“二踢脚”给崩瞎，所幸救治及时，未成大碍，这事儿曾令我好生的怜香惜玉。不久她家就搬走了，从此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玲妹一家人搬走了以后，一段时间内害得我净做怪梦，当然那些梦的细节都是“不可告人”的。看来这梦不仅预示着我即将进入青春期，也多少让我开始体验到了什么叫“复杂”或者“阴暗”。
有一次几个朋友在谈话之时，忽然提到了“玲妹”这么个名字，我“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问：“你们谁认识她？这个人如今在哪里？她可是我的小学同学耶！”
朋友们笑道：“去你的吧，我们说的这个人都快八十岁了，当你妈都有富裕！怎么成了你的小学同学啦？”
唉！原来此“玲妹”非彼“玲妹”也，只是我自己都觉着奇怪，近四十年了，怎么还对这个名字如此的敏感？这“力量”应该是归功于玲妹，谁让她当年那支徘徊在房前屋后的甜蜜歌声，赚取了我的思念并为我编织出了这么个“一帘幽梦”。
然而，那记录着人人事事，物物景景的小胡同，才是背后真正的梦工厂。
。。
“三嘚儿”的故事
在这个“物华天宝”的小胡同儿里，倒不是净出些像建平、玲妹这样“人杰地灵”的金童玉女，偶尔也出几个傻小子、坏孩子什么的。
我们的前院儿有一户人家，姓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他们家的老爷子是开长途汽车的，孩子们来自农村。刚搬进我们这条胡同的时候，他们家的地方窄，人口又多所以根本就住不开。这家的女主人就拎着一口袋小米来敲我们家的门，想租借我们家的西厢房住。我爸当时脸都白了，忙说那厢房里住不得人，漏雨！
然而这户“小市民”还不甘心，没事儿就派他们家的孩子向这里探头探脑，眼睛专往西厢房里瞄。这就大大地触动了我爸原本敏感的神经，死活认定别人知道了我们家西厢房里的秘密。于是刚刚“开放的国门”，又被紧紧地关闭上了。
他家也有个小三儿，年龄比我略小。别看人家生活困难，穿得破、吃的糙，个顶个长得虎头虎脑。尤其是这个小三儿，胖乎乎的，所以起小名叫“三墩儿”。可没多久他的这个小名就被胡同里的坏包儿们给改了，把“三墩儿”叫成“三嘚儿”。
其“儿”者，老北京土语中小男孩之生殖器专指也。于是这“三嘚儿”、“三嘚儿”的，在胡同里不论男女老少就都叫开了，傻小子不明事理，人云亦云，其乐融融。
这三嘚儿看上去有些个缺心眼儿，玩打仗的时候你当司令他就非当你的兵，冲锋陷阵回回是他，被人塞了一脖子的沙土也在所不辞，只是每天的日落之前，总能听到“三嘚儿”呜呜的哭声和他妈扯着嗓子的叫骂。
据说刚上学的时候，他什么作业都不会写，因此老是“挨留”。有一次老师问他：“会写自己的名字吗？”这三嘚儿想了想，小脸憋得通红，嗫嚅地说：“我只会写我的小名儿。”于是，他居然在纸上画了三个撒尿的小###儿。老师这时候刚好正在喝水，“扑哧”的一下子喷了一地满桌子，然后是剧烈地咳嗽，就差把肺头给咳出来了。
您瞧三嘚儿多有两下子，头一个礼拜上学就好悬没把他们班的老师给“呛死”。
我对三嘚儿的记忆，并不光是他那些丢人现眼的事儿，对他有比玲妹还光彩的印象。
六十年代的后期，我们家也搬走了，搬进了机关宿舍楼。没过多久，我姐就“军垦”去了东北，送走我姐后，我爸昧着良心当了一回“先进家长”的代表，到当年我姐毕业的那所学校去“作报告”，其实是给那些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就这么被送往北大荒的家长们做“说客”。
在组织的“关怀和鼓励”下，我爸一时的就慷慨激昂、忘乎所以了，就唾沫星子乱迸、眉飞色舞了，就拿出了当年他参军时的热情澎湃。结果是越讲越激动，越说越离谱，差一点就让台下久违了的“街坊四邻”们给哄下去，要不是军代表拍了桌子，还真就不好收场了。
离开那所学校的时候，我爸显得无精打采，灰头土脸的，旧时的街坊们各个侧目而过，甚至连个寒暄都没有。这时候，唯独三嘚儿和他妈走了过来，这个以前我们很少搭理的“小市民”，依旧是那样的热情过度，那样的礼多不怪。
三嘚儿他妈拉着我爸的手，真诚地说：“他叔呀，听了您的报告后我们才知道，独门独院的，敢情你们家里也是那么困难，这可真不容易。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我理解您。得嘞，我这儿有五斤粮票，您先拿着用去！”
她的儿子三 儿则过来拽着我的胳膊说：“小明子啊，那楼房你们要是住不习惯就搬回来吧，咱们还在一条胡同儿里当街坊，你还当司令怎么样？”
那一回我爸彻底地没了“面子”，方才承认三嘚儿家当时的确是没地方住，才舍着脸来求我们，并不是惦记西厢房里的那些破烂玩意儿……
这就是我挥之不去的“胡同情节”。说实在的，我在胡同里遇到的故事太多了，一一忆来自然是不大可能。但无论怎样，哪怕是一盘朴素的炒白菜或一首隔世的老歌，甚至是一个恶俗的绰号儿，都会勾起我对往事的无限回忆，而这往事大多是在胡同里发生的。
我思念我曾经居住过，现在已经被夷为平地的那条老胡同。并以诚惶诚恐的心情，期待着能有人对那些正一步步地走向破败、即将消失了的胡同（或者说是“胡同文化”）做一点临终关怀。
“文革”伊始
1966年在我该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神州大地上席卷了一场风暴。
我的印象中，人们是没完没了地###，没完没了地游行。我当然不明白“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怎么个意思，以为这可能是一个新规定的什么节日，不承想这个“节日”竟延续了十年。有人说是“十年一梦”，这梦魇对我和我们家，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充满了抑郁和焦虑。
取消了“全民少先队”之后，孩子们开始分期分批地争当红小兵，作为红旗一角的红领巾被一个菱形的臂章代替。我所在的小学一会儿停课，叫“停课闹革命”。而后又复课，称“复课闹革命”。总之，没有了以往那“一只乌鸦口渴了”的朗朗读书声，学生们差不多心里都“长了草”。
那段时间，我就经常是赖在我妈她们的机关大院里玩儿，玩儿一些根本不该我这个年龄玩的“游戏”。
每天的下午四五点钟，机关里那些先“###”后“誓师”的人们，就排着队来到食堂的门口，每人从地上的柳条大笸箩里领两个包子或馒头，然后举起红旗或标语向着长安街，向着天安门进发。我就排在这些大人们的后边，也想混俩包子吃，结果每次都是排到了跟前儿，被大师傅给拽了出去，还用他那小棒槌似的手指头弹我的脑奔儿。
摸着生疼的脑门，我就琢磨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那笸箩里菜多肉少的包子吧。
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大人们搭建“大字报”专栏，在操场里用杉篙搭架子，钉上草席就往上面刷大字报。那架子搭得里三层外三层，进去容易出来难，真有些像圆明园里的“万花阵”。
孩子们就在这“阵”里边玩儿打仗，可“战事”刚一开始，我就先“挂彩”了，被一根生了锈的铁钉把右手给划出个寸八的口子，深处可以看见小骨头儿。我妈和另一位阿姨架着我就往南礼士路的儿童医院跑，那天正赶上长安街上过“国宾车队”，我妈都要急哭了，好在那时候的警察叔叔特好说话儿，“一路绿灯”的指点着我们奔赴医院。于是，我捧着血淋淋的小手，在长安街边儿上，与当时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号领导人谢胡同志，在特近的距离内打过一个“照面”。
从儿童医院回来后，我的脖子上系着绷带，将受伤的右手吊起来。父亲没再责备我，只是问：“疼吗？”
我说：“不疼！”有点轻伤不下火线的劲头。
这时我姥姥来了，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