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家训，不一样的遵守，朱元璋的子孙和赵匡胤的子孙们相比，做人的差距怎就那么大呢？
问题出在遗嘱的内容上，赵匡胤是给未来的皇帝提要求，而朱元璋是给臣下提要求。宣宗只是要求“王公大臣要严守家训”，至于未来的皇帝是否遵守，他没说。
事实上，经常破坏制度的正是皇帝自己。
朱元璋时期，宦官不敢干预政事，但到朱棣时，“祖制”就被破坏了。朱棣在北平当燕王时，曾有多次情报都是由建文帝宫的太监送出的。靖难之变中，南京被朱棣攻下，宦官为朱棣争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朱棣称帝后便重用宦官，派宦官征税、出使、监军、采办，甚至将边防等重任交给他们。朱棣时期，率领船队六下西洋的郑和就是宦官身份。朱棣此举早已突破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干政”的祖训。
宣宗时，宫内设立内书堂，选太监为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专门教习，从此宦官便可以读书了。宣宗此举，也突破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读书”的祖训。可见，破坏太祖家训的正是皇子皇孙们而非大臣。
明朝的“三杨”辅政曾使明朝盛极一时，但没几年，三杨便偃旗息鼓。三杨之败，败在其私欲。
公元1435年春天，宣宗驾崩，年仅九岁的英宗即位。为了防止宦官专权，太皇太后张氏决定把军国重任交给永乐、洪熙、宣德三朝老臣张辅、胡濙和杨荣、杨士奇、杨薄五人处理，对大太监王振则屡次警告不许他参与朝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3）
张氏和辅佐五大臣希望，在英宗亲政之前由内阁主持国家行政，等英宗长大成人后，权力便平稳过渡到他的手中。而另一方面王振则期望朱祁镇能听凭自己摆布，以便自己干预朝政。双方争斗十分激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振逐渐占了上风，三杨内阁则处于劣势。
事情出在三杨内部。
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死者是杨薄的老乡，而廖谟则是另一位阁臣杨士奇的乡亲。为报仇，杨薄将廖谟判处死刑，而杨士奇则庇护廖谟，说：这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持不下，请太后裁决。
这件事情是三杨分裂的开始，同时也使三杨威信大大降低。无论是杨薄还是杨士奇都不能秉公办案，而是各自从自己的私欲出发。他们的行为使太皇太后张氏失去了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给王振登场创造了机会。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是：王振向太皇太后张氏献计说：“廖谟和死者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太重，但如说他因公杀人，则未免太轻，最好是将廖谟降级调离”。实事求是说，王振的处理办法很公允，最终张氏采纳了王振的提议。
这件事情的赢家是王振，从此以后，王振逐渐取得了太后的信任，并允许他过问朝中大事，许多大臣的条阵建议都由他来裁决。
身边有小皇帝、背后有太后支持，王振在与大臣的争斗中占上风便成为必然。
五大臣之败，败在其私欲。杨荣有决断才能，但不能保持廉洁；杨士奇素以清贫公正著称，但他的儿子却无恶不作。王振便抓住他们这些弱点进行攻击，渐渐的，他们对王振只能采取以退为守的自卫立场，而杨薄也只能是浮沉自保。至于辅臣中的另外二人张辅、胡濙则才疏学浅，空有辅政之托。
最要命的是，从公元1440年开始，三杨和太后每隔两年便有一人离世。这给王振专权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公元1440年七月，杨荣在还朝途中病逝。
公元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
公元1444年三月，杨士奇病故。
公元1446年，辅政大臣“三杨”中的最后一位杨薄去世。
“三杨”去世，尤其是太皇太后张氏的去世使朝中遏制王振的力量几乎全部丧失。王振从此羽翼丰满。
王政专权，标志着明朝宦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从此宦官染指朝政长达二百余年，到九千岁魏忠贤时达到顶峰。
公元1442年冬天，距太后去世没多久，王振便将当年朱元璋立在宫门前，铸有“内官不得干预政事”字样的铁碑盗走，并将其毁坏。因此，史家大都以这一年为王振专权的开始。
公元1446年正月，英宗颁旨让王振的侄儿王林世袭锦衣卫指挥
事，其它宦官之侄也都有世袭的权利，开了宦官世袭官职风气之先。王振权倾朝野，视天子为门生，视勋戚为奴隶，几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当时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堂堂的兵部尚书见了王振，也立即下跪。
王振骄奢淫逸，英宗却对他宠幸有加，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王振专权的这一年（公元1442年），英宗16岁，明王朝74岁。仅仅过了七年，蒙古军也先向明朝发动进攻。七月，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蒙古瓦剌。八月，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进行的一场战役中，英宗被俘，宦官王振也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杀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的“土木堡之变”。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4）
王振虽然死了，但由他开启的宦官专权乱局却从此在明王朝生根。英宗之后的成化朝（1465—1487）出现了宦官官僚政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而且宦官专权与特务政治进一步结合，特务组织成为宦官专权的利器，成化二十一年（即公元1485年），宦官的人数竟突破了1万人。宦官专权不断重复上演。
成化朝的汪直、梁芳，武宗朝（1506—1521年）的刘谨，隆庆朝（1567—1572）的冯保，熹宗朝（1621—1627）的魏忠贤，这几人都是明王朝很有权势的宦官，对瓦解明王朝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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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改革和宋朝中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极其相似：改革都取得一定的成绩；改革最终都被迫停止；改革者最后都遭到清算；改革停止后，政局迅速由中期向晚期过渡。
自王振专权始（公元1442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140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之心；宦官檀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依靠文官政权的基础和加强特务控制手段，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政局尚能平稳运行；面对日益兴起的全球贸易，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闭关自守，直到穆宗时期（公元1566—1572）才打破了约200年“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的祖制，使私人海上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使亚洲贸易圈的国际贸易得以正常进行；明代社会的性开放风气从成化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权利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的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
同为文官政权，明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和北宋中后期的改革有十分相似之处。
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始于1069年，直到1085年神宗去世才宣告结束。
明王朝的张居正改革大约比王安石变法晚整整500年、大约在1573—1582年之间。
王安石变法后，北宋社会从中期转入后期，朝政再无起色；张居正改革后，明王朝也从中期转入后期，朝政日趋*。
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和张居正结局都不太美妙。王安石生前就被罢相，张居正死后遭到清算。
王安石变法后，北宋的日子又维持了42年，被异族女真人的金国所灭；张居正改革后，明王朝的日子又维持了62年，被同一异族女真人的后代满族所建的清（后金）政权所灭。
历史仿佛经过了一个轮回，又回到了原处，这不能不让后人惊诧它的巧合。
明朝虽亡于万历，但这种弊病在成化年间就开始积佳重返了。此时距明朝开国不过100多年。
明朝之亡，亡于万历！这是许多历史学家的共识。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万历皇帝亲政后骄奢淫逸，长期怠政，却勤于搜刮。在他的统治下，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可以说，明朝历代皇帝的缺点几乎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同样，明代社会矛盾在执政时也集中地爆发了。但是，这是万历一个人的过错吗？他*堕落之风源于何处何时？
第五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15）
实际上，万历朝的堕落只不过是个结果，当然，神宗皇帝个人是要负责任的。但是即便不是他，这个王朝迟早还是会*下去的。万历朝的弊政实际上在一百年前的成化朝时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成化年间（公元1465—1478）明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是明王朝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明王朝后来的许多弊政在此时已拉开了序幕或已暴露无遗，（此时正值明王朝开国第100年和120年之间）。
成化朝的弊政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继承英宗时期宦官专权外，还另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对后来的朝政影响深远、为害甚大。
一、 西厂。作为特务组织，东厂和西厂“为明代独有之弊端”。而西厂就成立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这是明宪宗的制度“创新”。西厂成立后，汪直借用锦衣卫中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特务网络。西厂的特务大权，在当时要比东厂多一倍。西厂虽然在成化朝只存在了五年零几个月，但它却造成了许多恶劣的影响。比之于东厂，西厂扩大了明代特务的职能与侦察范围，它的侦查范围、侦察地点不限于京城、地方，而且遍及南北边腹各地。此外，宪宗创设西厂为后世奠定了偏爱特务组织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