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皮鞋，心里就感到非常别扭，因为我知道昨天这双鞋的主人还活着，而现在，说没就没了。
还有一次，是帮这儿的警察冲洗死铐、死镣。上面确实有主人生前留下的血迹。冲洗干净后，帮警察装箱，留给后人用。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我万万没想，竟然会轮到自己。
我们这些人一字排开，面对小院儿的高墙蹲在地下。这里的强光灯明如白昼，连我对面老墙上的青苔一丝一毫都历历在目。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个现代化的大院儿里竟然还保留着这么一堵历史性的老墙。那些砖缝都磨凸出来了，每块砖的风化程度不同，因此各有各自的风姿。我听说过，这里曾经关押过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的汪精卫，还关押过著名的川岛芳子——金璧辉，据说她就是在这个小院里被处决的。
我们身后的警察开始叫名字，叫到谁，谁就到院子中间的桌子那里去登记，然后拿着自己的东西进入筒内。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9）
我被“扭送”到北京公安局已经一年半了，被提审了几十次了。一会儿说要宽大，一会儿说要从严。时间长了，人也就皮实了。后来知道了，无论他们和颜悦色还是横眉竖眼，无非是要我交待背后“长胡子的人”。逻辑很简单，我讲的那些笑话和“反动谣言”，如果交待出“谣源”，我的罪过不过是个传谣者。如果交待不出来，我就是个造谣者。我自己很清楚，如果我是个传谣者，也许只判个三年、五年。如果我是造谣者，就可能判个无期，最少也得二十年。这年头儿数字，对我说来都差不多。要是为了从宽，交待出来别人，我关了三五年出去，照样还是个现行反革命，还得内疚一辈子。再说，在里面二十年也不一定比在外面难过，何况，二十年后指不定怎么样呢。所以，无论他们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我还是那样，我心里有底。每次，我都会自问：最坏又能怎么样？自己触触底，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次，我蹲在那里又想用以往模式那样来思考，最坏又怎么样？突然发现，心里没底了。最坏？那就是玩儿完了。“杂耍要收场了——没戏啦！”正这么想着，警察就叫我的名字。
他们把我的名字登记在册，然后让我打开行李。只让我拿了一条被子，一个脸盆，一条毛巾，牙缸、牙刷、牙膏，一个饭碗，还有一本《毛选》。其他衣物，连褥子都不许带，就挥手让你进号。前面一个警察领路，自己稀里哗啦跟在后面。我心里想，进去以后赶紧问问同屋老犯人。进屋以后才知道，每屋只有一个犯人。心里没底，照样没商量。
我像一个麻包一样，“咕噔”一声坐在炕箱上。也好，终于可以自己安静一会儿，放松下来。让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稍微缓一把。
三
死刑号里的炕箱高度不到半尺，还是封死的。犯人无法钻到床下去，也无法把东西藏到床下。炕箱占了整个屋子的四分之三，只是在靠门那边留出了一条水泥地，那里还有一个抽水马桶。在普通牢房里，绝没有这个设备。在马桶后面的墙上有一个观察孔，上面嵌了玻璃。另一个观察孔则在牢门上。这和其他牢房一样，那观察的小窗户旁边有个按钮，如果你有事情找看守，可以按这个按钮。和医院一样，你房号的那牌子就会翻下去。这里的牢门有两道。里门是动物园那种铁栅栏，外门则是厚厚的铁皮木门。在木门的底部有个猫洞，原来可以从这里把饭递进来。人们想得很周全，一个犯人锁到这里头以后，不用打开门，吃、喝、拉、撒、睡全都解决了。
我心里没底，更要想下去。正在绞尽脑汁的时候，听见有人打牌儿找看守。我忙屏住呼吸仔细听来：“报告班长，和我一批进来的犯人都去见*了，因为我有重要的问题要交代，才留了下来。你们怎么也不提审我呢？”一听到这嗓音、这腔调，我就知道了：这是遇罗克，他是利用报告班长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意味着什么。一句话：每个人都要准备走上刑场。
这就是遇罗克，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在监狱里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主动，那么从容不迫。从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
大约在我进监狱半年左右的时候，官方安排调号，把我们俩调到六筒同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在监狱里已经非常有名，人们都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0）
此前，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简直形成了一个类似狂热会道门似的旋风。
中央*”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
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
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只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余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以致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1）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