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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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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魏庄（1）
江苏南京人，被视为“*”结束之后，自八十年代中期起盛行于文坛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居住于上海，“*”期间，曾至安徽插队落户。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富萍》、《妹头》、《流水三十章》、《黄河故道人》、《桃之夭夭》、《上种红菱下种藕》、《米尼》、《遍地枭雄》、《启蒙时代》。中篇小说和短片小说、散文逾百篇。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坐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粝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靡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1976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1972—1973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王安忆：魏庄（2）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才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夜以继日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