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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魏庄（3）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才。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1976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偌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焐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王安忆：魏庄（4）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辫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候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候，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