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他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博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1978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1978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1）
*”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方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颏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茨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12）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贤惠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1997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2002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1978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2003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1976年*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林霍夫”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林霍夫”丢了根快门线，而林霍夫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林霍夫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1976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赵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