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且恢碌摹Ｕ缣ㄍ逯芙踉凇吨泄挛难贰罚ㄌū保じ璩霭嫔纾�1976）中所说：“这篇文章，严格地说来，算不上文艺政策。”但由此说“只是张道藩对于文学创作的讨论”就过于轻描淡写了。它提出了一整套与左翼文艺运动对抗的方案，不然它也不会引起重庆的左翼报刊《新华日报》、《野草》、《群众》、《新蜀报》的群起批驳。
除了左翼文艺工作者抵制张道藩的文章外，右翼作家和其他文人也有不同意见，还由此引起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梁实秋。他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于1942年10月20日出版的《文化先锋》第1卷第8期上发表《关于“文艺政策”》，认为“文艺政策必然配合着一种政治主张经济主张而建立的……是站在文艺范围之外如何利用管理文艺的一种企图”。表面上看来，张道藩与左翼文艺南辕北辙，但就企图用“文艺政策”管制作家，和苏联用“文艺政策”要求作家配合政治并无两样。张道藩针对梁实秋这种“误解”，在《关于文艺政策的答辩》中说：“我们提出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政府施行统治的意思”，只不过是“向我国文艺界建议一点”具体做法。其实，张道藩文中所讲的“六不政策”（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和“五要政策”（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来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是用“三*义与文艺之必然关系”要求作家必须遵循的创作上的金科玉律，是不许违背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官方审查文艺作品的标准，当权者监控文艺的一种手段。但国民党不愿意作家们脱离官方领导，因而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的赵友培在《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一文中站出来反驳梁实秋，并指出张道藩前头讲的“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与后面讲的“要为最受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虽然有矛盾之处，但文艺毕竟还是需要政策的。现在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将其完善化，政府应尽快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王平陵在《评〈我们需要“文艺政策”〉》中表示，在指导思想上与张道藩无任何分歧，只是用“政策”二字过于刺激人，不如将这二字去掉，以免让人“感觉头痛”。翁大草的《论情感与理智》、常任侠的《关于“文艺政策”的补充》，分别从创作是由理智还是从情感中产生，以及民间文艺、边疆文艺问题上作了发挥和补充。王梦鸥的《戴老光眼镜读“文艺政策”》则劝作家们要相信政府。只要政府代表民意，大家同意三*义为立国之本，“文艺政策”就不会伤害作家创作的积极性。他戴的这种“老光眼镜”，貌似平和客观，其实是站在官方一边，只不过是他比一般作家的文笔更显得老气横秋罢了。 。。
张道藩（2）
这场论战的参与者，除上述作家外，另有丁伯骝、夏贯中、易君左、王集丛、太虚法师、罗正纬、陈铨、李辰冬等，共发表文章三十余篇，其中十八篇（含张道藩的两篇答辩）列入“文运会”文化运动丛书第五种——《文艺论战》，于1944年7月在重庆出版。这场论争，主要是国民党作家与自由主义作家参与。左派的文章由于写得激烈，被排除在外。
在张道藩从政的一生中，文学艺术只不过是他经营国民党党务的一种工具。他本名张振宗，贵州盘县人，1897年7月12日生。他于1919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美术部、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于1922年伦敦求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回国后，在北伐成功的1928年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他在上海结婚时，蔡元培夫人为女方主婚人，陈果夫为男方主婚人。1928年9月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从1932年春到抗战前夕，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内政部常务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务主任兼教育长。抗战时期又担任过*政务次长。1942年11月接替王世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由于工作关系，和各种派别的文人常有来往。如担任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他常常给左翼文人茅盾、胡风、冯雪峰、田汉、洪深、许广平、张友渔、韩幽桐等按月以“特约撰述，预付稿酬”为名发津贴，并亲自登门拜访，做他们的“*”工作，但这些左派文人并未在政治上从此右倾。有人便将此事密告陈布雷，陈布雷为其打掩护。这种发“稿费”的事一直维持到1943年。正如台湾军中评论家姜穆后来在《国军新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及其影响》一文中所说：“此项工作显然失败。”但张道藩不甘心，仍我行我素，如让茅盾住“文运会”所在地重庆曹家庵的后楼，老舍更是那里的常客，并在一次晚会上作过老旦清唱的表演。张道藩于1944年10月5日在重庆的广播大厦内成立“著作人协会”，呼吁大家重视、保护著作权。此外，他还是国际笔会*笔会首任会长。应该说，他对文艺并不外行。除有美术作品问世外，他另创作有写爱情婚姻的剧本《自救》、《自误》，以及写唐、贺两家族斗争的五幕剧《最后关头》。独幕剧《杀敌报国》的“敌”系指日寇，全剧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从剧作写一农家受日军凌辱的悲惨遭遇及主人公姓“唐”、其妻姓“钟”（“中国”之“中”谐音）可看出。1936年，他还自印有写与军阀作斗争的电影剧本《密电码》。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王蓝，在天津法租界光明社电影院看了由刘呐鸥等导演的这部电影后，很受鼓舞，影响他走向抗日道路。但张道藩的作品多半是政治思想的图解，艺术水平不高，正如徐訏在1969年9月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第15卷第3期上写的《念人忆事》中所说：“实在写得幼稚，水准始终在五四初期刚从文明戏解放出来的阶段。”
国民党在大陆失守后，蒋介石隐居台湾草山，对不重视文化工作一事闭门思过。不少人认为文化阵地被左派占领，是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外交官蒋廷黻就认为：“二十年来，国民党握到的是军权和政权，共产党握到的是笔权，而结果是笔权打垮了军权和政权。”而“笔权”落入共产党手中，许多人认为张道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心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4卷《抗战时期文艺述评》中，就不断批评“当时的主持人”所做的文艺工作软弱无力，没有“积极的表现，便只有采取消极的禁止”，这禁止的“反效果，就是愈禁止愈有人看，愈禁止愈影响大”，以致文艺界变成了左派的天下。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责怪张道藩。当1949年冬张道藩来台后，仍受蒋介石器重，成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CC系统的一员大将。同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1950年春，他奉蒋介石之命创设“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被封为主任委员。委员共十一人：张道藩、罗家伦、狄膺、程天放、张其昀、曾虚白、陈雪屏、胡健中、梁实秋、陈纪滢、李曼瑰。由于有官方的支持，奖金丰厚，所以这项文艺奖对50年代战斗文艺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同年5月，张道藩受国民党“*”委托，领头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任首席常务理事。同年10月，任党营媒体《中华日报》董事长。1951年5月4日，创办《文艺创作》月刊，任发行人，并亲自撰写发刊辞。这是50年代最权威的官方文艺杂志。1951年9月5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中国文艺协会”张道藩等五人。1952年至1961年，早在1948年就当选为立法委员的张道藩高升为“立法院院长”。
张道藩（3）
张道藩作为台湾官方文艺的总管，为开展右翼文艺运动的需要，写了一系列阐述官方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1952年5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发表了《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同年还发表《一年来自由中国文艺的发展》。1953年5月4日，在《中央日报》及《文艺创作》第25期发表了《论文艺作战与反攻》。1953年元旦，在《台湾新生报》发表《论当前自由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1954年2月，在《文艺创作》发表《三*义文艺论》。1954年5月，在《文艺创作》发表《略论民生主义社会的文艺政策》。他这些政治挂帅的指导性文章，常常为台湾各大报刊同时刊载。如《论当前文艺工作的三个问题》，还在《文艺创作》创刊周年纪念特刊和《联合报》、《公论报》上发表。
张道藩不少文章在标题和内容上使用“我们”的字眼，以表示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国民党发言，具有不容争辩的权威性。一个例子是以张道藩领衔署名，发表在1967年12月8日至9日《中央日报》上的《我们为什么提倡文艺》。此文是为了呼应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所通过的“当前文艺政策”而联名发表的。从大陆到台湾，从40年代到60年代，张道藩在右翼文坛上所扮演的正是这种文艺政策始作俑者与推行者的角色，其影响甚大。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李瑞腾教授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试论》中所说，国民党在60年代中期制定“文艺政策”，然后分别在1968年、1977年、1981年三次召开“文艺会谈”，“这种旨在集群智群力以寻求‘集体之目标’的做法，可以视为受到张道藩先生的影响”。
作为右翼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张道藩在台湾五六十年代具有极大的话语霸权，他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文奖会”及其主要成员控制的各大报文艺副刊，差不多成了他个人的政治资产。在“反黄色作品运动”、“拒读不良书刊运动”中被他封掉的杂志有十种。其实，有些小说只是写了性心理活动，与当今李昂等人大胆写性相差甚远，可在那个只许“战斗”不许题材风格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