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去香港以前，旅美的夏志清在信里就向余光中提出警告，说那里的左报左刊不欢迎他，精神不会愉快起来。余光中回信说，自己对被骂一事早有训练，耳皮早磨厚了。果然来香港不久，一阵排炮自左面轰来。其原因在于余光中的直言一直不悦左耳：他对“*”的做法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抵制和批判，这充分反映在他的一些诗文中，如《梦魇》、《北望》、《故乡的来信》、《小红书》等。针对大陆的阴暗面进行批判难免遭受误解——认为余光中在台湾“*”，到香港仍不改其本性，一些自称左派的人便把火药的目标指向他们心目中的这位“右派”，其文字至少有十万字之多。
香港有一个以政论性著称的刊物叫《盘古》，创刊于1967年。它的许多文章表现了对中国政治的关心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进入70年代，《盘古》受保卫钓鱼岛运动的冲击，编辑路线急剧地左倾。如1972年1月25日出版的《盘古》，在相当于社论的《盘古之声》中，发表了《向本港牛鬼蛇神宣战》，用大陆红卫兵的做法横扫一切不同观点的文化人。余光中早已被列入他们的“牛鬼蛇神”的名册，因而该刊组织了数次“余光中是爱国诗人吗”的讨论。他们除刊登本地作者文章外，还转载海外的文章。譬如1975年10月25日出版的86、87期合刊号，共转载了来自不同地区代表三种观点和立场的文章：
第一篇是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出身的程石泉的《论台湾的某些新诗》，其立场是亲台的：
当我们读到余光中的《乡愁》四韵，但见一行行美丽的辞藻，在字里行间中国民族意识一点都没有，为解救在大陆上同胞苦难的意愿丝毫不存在，但听到他在歌唱“路长腿短/条条大路是死巷/每次坐在世界的尽头”（《盲丐》）。他在他的《乡愁》里曾经说道“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但是这位大诗人竟是如此的含蓄，不肯透露半点消息，为什么“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他的乡愁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诗人真是一位超越主义者。他超越乎政治，他超越乎民族，他超越乎地球，他超越乎太阳系统，他超越乎宇宙……
余光中（10）
《盘古》认为，“这篇文章对台湾现代派诗和现代诗的批判比较搔到痒处”。其实，这是从政治出发的评论。作者嫌余光中不够“*”，要余在乡愁诗中加进所谓“解救大陆同胞苦难”的内容，还嫌余光中在诗中没有说清为什么会“大陆在那头”。看来，批判者对诗一窍不通，他用政论的写法要求诗，对“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四种绝妙的意象，如此贴切地表达了离乡、漂泊、诀别和望归而不能归的离愁别恨，将抽象的“乡愁”真切、生动地呈现出来的妙处不能理解，更不会欣赏。由此可见，不是余光中“超越乎政治”，而是批判者太热衷于政治；不是余光中超越民族，而是这位洋博士错误地认为大陆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他认为余光中不爱国，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篇为来自纽约、署名谷若虚的《创造海外华文的新文艺》，属中间派观点——其实，就批判火力来说，一点也不“中间”，如该文要求海外作家起来批判不健康的资产阶级文化，如商业主义、享乐主义、科学主义等。作者以余光中为靶子，指责“像余光中这种极度崇美崇洋的文化人，当他所崇拜的文化走向没落死亡而对祖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却又一无所知，甚至采取敌视态度时，心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感和无根感。因此，这种无根感和失落感，基本上是由于中国小资阶级寄生于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而产生的。如果能摆脱这种寄生关系，我们将立即可以发现一片广阔无垠的文艺创作领域”。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指斗批改、上山下乡之类，余光中不愿意了解并且不赞美而采取“敌视态度”，有何不可？作者批余光中用的是大陆流行的大批判词汇，因而此文所期望的以大陆样板戏为榜样的“海外华人新文艺”，历史已证明不可取。
第三篇为香港有名的左派作家丝韦即罗孚所写的《关于“认真的游戏”》43，由四篇短文组成：《看诗人教授的“游戏”》、《诗人教授充分亮相》、《诗人教授“大捧”些什么》、《“回归”和十人难“回归”》。此文没有点余光中的名，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盘古》编者认为：“无论是左、中或右，他们对余光中作品中所反映的意识，都是否定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为余光中辩护的文章。余光中是不是‘爱国诗人’，答案似乎愈来愈清楚了。”44其实，上述三篇文章都是经过编者精心挑选的。在台港或海外，还有许多肯定余光中的文章，他们就没有选。如中国台湾颜元叔所写的长文《余光中的现代中国意识》45、中国香港黄国彬的《“在时间里*”——细读余光中的〈白玉苦瓜〉》46、美国夏志清的《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47，都不认为余光中是卖国诗人，相反还认为余氏具有强烈的现代中国意识，“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诗人”48。
应该承认，《盘古》发表的批余文章，有些也确实抓到了余氏作品的某些败笔和与普罗文艺强烈相抵触的观点，但不赞同共产主义不等于是卖国，否则台湾众多诗人均要变成卖国诗人了。况且这些文章批余时常常粗暴地切断别人文章的文脉然后借题发挥，与文学本意相去甚远，如丝韦从《敲打乐》中只摘对自己有利的诗句做文章就是片面的。丝韦后来认识到这一点，在1993年香港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曾当面向余光中道歉。 。 想看书来
余光中（11）
在香港，左报左刊对余光中的围攻，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还有画，其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夏志清和余光中，里面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另一激进派办的《文化新潮》，还使用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手段：
“我以右脚写散文自渎，以左脚写诗渎众。”这是70年代省港澳的唯一诗人余黑西的豪语……
对诗人的最重要经验，为他铺好成功阶梯，涉足象牙塔，主要还是他在“爱他妈”大学文艺工作室的学位。
在文艺创作方面，余教授曾与友好同创“黑星”诗社，办黑星诗刊……余教授的诗作已出版的，包括《藕的联想》、《脚下雨》、《白玉矮瓜》和《大家乐》。前两集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象征了他的文艺青春期，但是，最具时代代表性的，却是后两集。《白玉矮瓜》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譬喻他自己形似矮瓜，周身白肉，白心而涂上紫红皮肤。49
为了批倒批臭余光中，作者把余光中说的“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篡改为“以右脚写散文，以左脚写诗”，这还不过瘾，又擅自给其加上“自渎”、“渎众”的罪名。还把余光中诬为“余黑西”，把其具有强烈的中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代表作《白玉苦瓜》辱骂为“白玉矮瓜”，把个子不高的余光中丑化为“形似矮瓜”，至于把其作品《莲的联想》篡改成《藕的联想》，把“爱荷华”大学写成“爱他妈”大学，把“蓝星”写成“黑星”，就更多了。文章标题处还备上大幅的以笔当枪打靶图，使人感到这极像大陆的大字报。相对这种人身攻击的“大字报”来，《盘古》的批判还是斯文的。但与《明报月刊》所开展的关于《白玉苦瓜》一诗的讨论50相比，《明报月刊》的讨论是纯学术性的，而《盘古》则明显地带有政治批判色彩。
除《盘古》等刊物外，还有王敬羲主办的《南北极》也发表了姚立民、阿修伯批判余光中的文章，称余为“诗妖”、“*狂”，还有什么“流亡心态”，后受到茅伦、郭亦洞的反驳。他们认为如果不用“摘句法”而是从整体上看余光中的创作倾向的话，那余“并非作践祖国”，他对祖国落后面的批评是爱之深则责之切，是为了不忘记民族耻辱和国家苦难。对不同观点的作家，不应采取“*”式的“斗垮斗臭”的方式。
对这些炮轰文章，余光中都没有作出回应。他曾写过一首风趣的《蟋蟀与机关枪》，表达了无心与卫道者正面交锋的心态：
你说蟋蟀与机关枪辩论谁输谁赢？
当然是机关枪赢
它那高速而激烈的雄辩
火舌犀利，齿光耀得人目眩
向来辩论是冠军
一开口轰动众山都响应
挞挞挞，一遍一遍又一遍
回声空洞不断如掌声
我想蟋蟀是没有发言权的
除非烟硝散尽，枪管子冷却
准星怔怔地对着空虚
除非回声一下子停止
废弹壳，松果，落满一地
威武的雄辩住口后
英雄坟上悠悠才扬起
狗尾草间清吟正细细
说给凝神的夜听
也许歌手比枪手更耐听
机关枪证明自己的存在，用呼啸
蟋蟀，仅仅用寂静
陈芳明公布余光中“密信”片断
陈芳明，辅仁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班候选人，现为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
余光中（12）
少年时期的陈芳明在海外有一段左倾岁月。那时，他读了一些*主义著作，并涉及毛泽东思想。1976年“*”结束后，他对中国的幻想急速冷却，由此走向反面：由以龙的传人自居走向反中国的分离主义。他先是从文学走向政治，一度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后又从政治回归学术。引起极大争议的是他的《台湾新文学史》。
陈芳明在大学时代就迷上余光中的作品，从《莲的联想》等作品初识余氏的文学灵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