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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15）
赵稀方对此回应道：“黄维樑所引余光中1969年说的‘由于日据和方言的背景，本省作家在文坛上露面较晚，但成就不容低估’的话，显然不是对于乡土文学的肯定，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的评价却又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并不代表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态度。我相信，当年乡土文学的所有敌人，今天都不会再去愚蠢地否定乡土文学。”赵稀方还说，王升的声明是黄文最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段是全文最为简要的部分。这个声明无论是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有人见到过。66
上海学者陈子善对此事评论道：“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67台湾青年学者杨若萍却觉得余光中在大陆的走红，并非浪得虚名。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过去*，现在不*，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68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也参加了讨论，提到余光中本人后来已经表示忏悔，今天不应再揪住不放。69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
余光中年轻时喜欢参加论战，可一过中年，便无心恋战。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年后，有人劝余光中为文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他苦笑地说：“可是我觉得会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辩愈明。论战事件，最方便粗糙的文学史家贴标签，分楚汉。但是哪一个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论战，甚至混战来传后的呢？”70他觉得自己没有“九条命”，只能把最宝贵的“一条命”用来创作：“与其巩固国防，扩充军备，不如提高品质，增加生产。”71他还自负地认为：“我与世无争，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吵。”72这未免有点太理想化和不食人间烟火了。生活在纷争的文坛上却要完全躲开论争，是不可能的。因而当赵稀方的《视线之外的余光中》73发表后，余光中只好接招，写了《向历史自首？——溽署答客四问》：
客说：听说你最近在大陆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争议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来了》通通抽掉了，有隐瞒读者之嫌，是吗？
我说：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删除。如果凡发表的都收进去，恐怕就会变垃圾箱了。《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历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陆刚经历“*”，喘息未完。在那场浩劫中受害的知识分子难计其数。我于1974年去香港教书，对“*”的余悸并不陌生。当时我班上的学生，家在广东，常向我亲述“*”真相……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在“*”震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对茫然九州乡思愈深，而对现实的恐惧愈强，其间的矛盾可见于我的诗句“患了梅毒依旧是母亲”……这就是当年我在香港写《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那篇文章应该那样写。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狼》写得不对，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气，自己发的神经病，不是任何政党所能支使……《狼》文发表以后，引起许多争议，大多是负面的。许多朋友，例如齐邦媛、张晓风都曾婉言向我讽谏。晚辈如陈芳明，反应就比较强烈……有这么多爱护我的人都不以为然，我当年被心魔所魅是显而易见的。74 。。
余光中（16）
余光中在这里交代《狼来了》的写作背景和心态，有参考价值。他还承认《狼来了》是篇坏文章，这说明余光中有自我批评精神。有人认为，余光中和大陆的余秋雨，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均死不认账，都不愿意忏悔。其实，余光中比坚决不认错的余秋雨要好一些。但陈映真并不这样认为：
余先生在这篇对自己做结论的《向历史自首？》中，关于《狼来了》的反省，只有一句是有所反省意识的话：“政治上的比附影射”“引申过当”。相形之下，“情绪失控”、“措辞粗糙”云云就显得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的味道。其实，在余先生对钟玲教授，在给我的私信中，都说过要为《狼》文“道歉”，明白说《狼来了》一文“对您造成很大的伤害，他要对您说对不起。”（钟教授转述）在第二封私信的末尾也说：“请接受我最大的歉意、善意、诚意……”我接读之后，真心为他高兴，回信鼓励他勇敢面对、表态，解除自己的枷锁，则我一定写文章表示赞赏和支持。不料这么好的话，在《向历史自首？》中全不见了，实在令人很为他惋惜、扼腕。75
在私人通信中余一再表示道歉，可进入论争时，这样好的话不见了，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关于是否向王升告发陈映真是共产主义信徒问题，余光中大概感到此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一口咬定绝无此事：即使当时的细节已经模糊，但只是从香港把材料寄给彭品光，“纯属朋友通信，并未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在信上我对他说：‘问题要以论争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我的用意十分明确，但这句话陈在公开的文章中却略去不提”。76至于那份中英对照材料，也不是自己“精心罗织”的结果，而是当时一位杰出的学者——是陈映真也是余光中的共同朋友提供的。
陈映真认为余光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像谈《狼》文那样令人激赏，而是使人感到遗憾与怅然，因为余光中的确把告密信直接寄给王升，其根据是：
90年代中期一位朋友（平时皆以“老师”称胡秋原先生和徐复观先生）在一次闲谈中，说起余先生把材料给了王升，王升不知“信”中考证陈映真有的“新马”思想为何物，就教于郑先生，郑先生不以余先生的说法为然，劝王升不可兴笔祸，并公开奖励有成就的乡土作家。结果是没有笔祸，但也没有奖励。77
所谓“密信”不仅告发陈映真，而且还牵连到一位姓颜的教授和一位现在成为*派的姓谢的艺术家。其实，陈映真只是听郑学稼（后又说是郑的学生）的转述，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这样，陈映真对余光中文章的标题也有意见：
我从别人引述陈漱渝先生、从钟玲教授和余先生的来信中，知道余先生是有悔意的，我因此为余先生高兴。没有料到的是，余先生最终以略带嘲讽的标题“向历史自首？”的问号中，拒绝了自己为自己过去的不是、错误忧伤“道歉”的内心美善的呼唤，紧抓着有没有直接向王升“告密”的细节“反拨”。这使我读《向历史自首？》后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久久不能释怀，反省是否我堵塞了余先生自我反省的动念？78
余光中和陈映真在反对*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但两人的历史积怨太深，故余光中给自己向历史自首打了个问号，陈映真由此觉得对方缺乏“自首”的勇气和诚意，因而这场论争无论是称“陈映真事件”还是“余光中事件”，均留下一些遗憾和悬念让人猜想。
不管结果怎么样，这次余光中、陈映真的对话毕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坦诚面对历史，逐步达到谅解，“弥合伤痕，增进当下台湾民族文坛的团结，当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事”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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