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也曾绊绊撞撞，伤着自己，可谁也不会在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动于衷。对我来说，能如此生活在一种温情柔意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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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1）
不久，如晴天霹雳，一次大战爆发了。当时，劳伦斯正和两位朋友在英国北部的湖泊区观光，而我则独自在伦敦。劳伦斯赶回来后，我们同鲁普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了一顿饭。鲁普特？布鲁克的皮肤白皙得出奇，而且动辄就脸红，带着一种奇特的忧郁美。他是来同我们一起住的。甚至在那时我就想：“他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一定已经烦了。”他从来没显得高兴和满足过。记得埃迪？马什说过：“我们担心终有一天会爆发战争，但也许外交部和厄尔？格雷已经改变了这种形势。”
但我们还是无法相信他的话。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带血的和平重新开始了。”
然后，便宣了战。起先，它似乎只给人带来激奋。真是的！还激奋！起先，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结果。
我们在查林道车站看见一列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向前方开去。女人们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却强装出勇敢，抑住眼泪在那儿同她们的儿子或丈夫告别。这不由地使我因这些可怜的妇女而抽泣。我并不关心这些士兵，那么多的士兵是英国人，俄国人抑或是法国人。在这里，国籍只是一种偶然，永恒的却是悲哀。
劳伦斯对我的眼泪感到害臊。
他自己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战争而困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人也变得精神和抽象起来，对外界失去了知觉。而我这个从小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人则因此而被吓坏了。
劳伦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战斗。但他却竭尽全力在谴责这次“世界大战”。非人性、机械、纯粹的破坏！莫名其妙的破坏！
当劳埃德？乔治执政以后，劳伦斯完全丧失了对他的祖国的信心。那个非英国的劳埃德？乔治竟然代表了英国的威望？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战争，又是战争！劳伦斯感到，这无异于一种致命的疾病，人类尊严的崩溃。而我只是感到害怕，所有基本的本能消失了，安全丧失了。
一天晚上，我们从一位朋友家回来，走过汉普斯特德时碰到了一大群人。天空上，乌云翻卷，一架德国飞机在头顶飞过。当时我想：“这架飞机上说不定坐着我年轻时一起跳过舞、一起玩耍过的德国人。如今他们给这儿带来了毁灭和死亡。要是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知道我也是德国人的话，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我们神色黯然地回家了。在那么多的恐惧面前，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偏僻的伯克郡找了座别墅住下。可即便在那儿，也不时地有人对我们不放心。甚至当我们在附近的树篱旁采摘黑草莓时，也会有警察突然在我们背后的灌木丛里冒出来，询问我们的身份。劳伦斯，这个在写作中那么勇敢无畏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他视为一个邪恶的人物？我以为，这不是他的行动诡秘，而是因为别人的阴暗心理。有一个女人甚至吹嘘说，她曾把我们作为间谍撵出了康沃尔。
我们住的地方靠近吉本和玛丽？坎南的磨坊，到默里家也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在黑森森的冬夜，我们会穿越光裸的树林和只剩下死白菜根散发着腐烂味的田地，去看望他们了。
一次大战（2）
坎贝尔曾来我们这儿度过了一个周末。他在伦敦时那么高贵文雅，如今戴了一顶旧的便帽，腋下夹着一根很粗的手杖。在我看来，他很像一个爱尔兰流浪汉。他还在为他的“阿尔兰”故乡而悲悲戚戚。
圣诞节到了。我们用冬青树和槲寄生把小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又是煮、又是烧、又是烤、又是煎地做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坎贝尔和科特里昂斯基来了，默里夫妇来了，格特勒和坎南夫妇也来了。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饭后，我们在摇摇晃晃的地板上跳起舞来。吉伯特昂起头，高声唱道：“我感到，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一只鹰。”
科特里昂斯基满怀深情地唱起了他的希伯莱歌曲，而凯瑟琳娜则拉长了她那张古怪的脸，唱起了一首哀歌：
我是个不幸的人，
落进了煤洞里，
跌折了我的腿，
还因为偷煤而关了三个月。
我是个不幸的人，
即便天上下着汤，
我也没有匙子，
唯有一把饭叉。
她还用法语唱道：
你的糖汁很甜，小蛋糕，
你的糖汁很甜。
别大声嚷嚷，小蛋糕，
这屋子并不属于我们。
我很喜欢这歌的曲调。可一当我试着唱时，劳伦斯马上制止了我。他觉得这歌的节奏太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欢快的聚会，在接下去几年里，我们都不曾这么高兴过。
到了春天，我们去苏塞克斯同梅内尔夫妇住在一起。我们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些孩子们。当时，莫尼克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住的房子是维奥莱特租给我们的，我只隐约记得艾阳丝？梅内尔的形象，脑子里只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她由维尔弗莱德引着穿越草坪，就好像比阿特丽斯在但丁的引导下默默地向前走去一样。
此间，我听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可我对什么人也没说，只是让它成为我的秘密。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劳伦斯，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总不至于期望你父亲陪伴你一生吧？”当时，伯特兰？拉塞尔给劳伦斯发来邀请，请他去剑桥大学。劳伦斯早就十分向往能去剑桥一趟。当他回来后，我曾问他：“你在那儿做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嗯，到了晚上，他们一边喝红葡萄酒，—边在屋子来回地踱着步子，大谈巴尔干形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对那儿的形势一窍不通。”
也正是那时，我们见到了奥托琳娜？莫雷尔太太。她对劳伦斯一生影响极大。她那深刻的文化氛围，漂亮的房子，以及社会地位对劳伦斯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些日子里我甚至想过，“也许我必须离开劳伦斯，让他到她那儿去。他们俩在一起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到？而我，则无权无势，一个德国佬，无名小卒。”奥托琳娜的别墅在大战期间是许多人的避难所，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里是一座自由的堡垒。
后来，我们在希思的维尔租了一套小公寓。就在那时，《虹》出版了，并马上又被禁了。我听到这消息，就感到仿佛有人从事了谋杀，在地球上扼杀了一个崭新的、自由的声音。我本以为这部小说会广受欢迎，可以被视为一种对陈腐、乏味的作品的突破，一种进入全新和未知世界的方法。劳伦斯正是用他全副身心艰苦地完成了这部小说。谁知道竟遭到了谴责，没有人站出来替它说话——真是可悲之极！他们说劳伦斯是性表现狂。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劳伦斯究竟是怎样看待人体，怎样试图拯救堕落的性的天使。在他看来，性已经坠入了水槽，应该把它拖出来。当你知道什么是他心头的火焰，又看到他的同胞怎样压制那火焰时，心里该有多么痛苦！“我再也不会真情实意地写一个字啦，”他曾苦涩地说，“写出来的总归是不合时宜的。”曾几何时，他心中的火焰确实被压了下去。
一次大战（3）
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想起了Ａ．Ｓ？弗里尔里夫斯的话：“劳伦斯就像一个已经在前面走得很远的人，正因为如此，世人觉得他十分渺小。”提到他对劳伦斯的评论，我不由地想起了赫勒克利特斯的话：
以弗所的成年人还不如统统自己吊死，把城邦留给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去管理，因为他们已经把哲人，即那些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驱赶了出去，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这儿不需要出类拔萃者；如果出现这样的人，那就让他去别的地方，与别人为伍吧。”
大战期间，人类最杰出的人物都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是处境艰难。很自然，劳伦斯那种扭曲的、易怒的情绪统统由我来承受。一时间，他的温存不见了，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粗暴地对待我。而这一切又都使得他萎靡不振，病恹恹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找不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和欢笑。他不喜欢希思的维尔，也不喜欢我们在那儿租的那套小公寓，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其他任何事物。而无论什么地方，到处都是战争，战争……战争，我们实在是腻透了。
康沃尔
在离征诺尔不远的康沃尔，我们找到了一座名叫特里格森的别墅。同往常一样，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安起了家。我们租了那所房子，每年的租金为五英镑。我们把房子装饰得十分漂亮，把墙涂成淡淡的粉红色，把壁橱涂成深蓝色。房子里还有一间前厅。所有的屋子都很小，但比例适中，安排得很合理。
壁炉很美，上面刻着两个斯特福德郡人，正骑着马去市场。墙上挂了一幅刺绣，那是奥托琳娜？莫雷尔太太按照邓肯？格兰特的画绣的，画面是一株长着鲜花的大树，树上还有鸟群和野兽。在起居室后面，有一个黑乎乎的贮藏室。楼上是一间大屋子，像轮船甲板上的大客舱，俯视着大海。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吹来的大风不时地震撼着这座坚实的小房子，发出呼呼的响声，雨水也会赶来冲刷，有时，门会被撞开，雨水一直洒到屋里。
我仿佛又看见凯瑟琳娜？曼斯菲尔德和默里坐在一驾马车里，坐在那堆着高高的货物上，沿着小巷向特里格森驶去。凯瑟琳娜看上去很像个要去外国定居的移民。我挺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