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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领教了那位“侨领”的欺骗,经过刘先生的淬炼,他们吸取了教训。从此凡事认真地对待,使得全家闯过凶险,因而获得福祉。如果当时悲观消沉,丧失生存的勇气,不能动心忍性,自求多福,寻求机会,他这个家恐怕早就破碎衰落了。
那位骗子刘先生,其仪表谈吐,颇易给人好感,如能具备诚实的美德,当会使侨胞尊敬爱戴。可惜,他贪图小利,乘人之危,不以正当手段谋生。多年以后,吕情之被选为华侨荣光联谊会副会长,正民也是四位侨领之一,定期参加会议,与各城市侨领联络。在巴西侨界台面人物之中,从来就没听说过刘先生的名字。而且,他恐怕被人识破,定要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真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这样的人,确实令人可怜!可悲!可叹!
原来的聘书作废,正民开始紧张起来。阅读报纸,寻找资料,剪取广告,到处求职。圣保罗是非常大的城市,公共汽车线路1500条,每条线路都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上下班拥挤,所用时间更长。幸好正民在电子工程方面,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一周之内,就找到了三个与电子有关的工作。这些工作的地址,到住处距离都差不多,至少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他选择了其中一个电子工厂,能与情之兄一起上班,可以同来同往,相互作伴。
第五章 移民巴西(7)
入厂口试时,他们用英语交谈,能够顺利地进行对话。厂长问了很多问题,对工作资历特别感兴趣。正民曾经留美,专攻电子工程,又学过军用雷达,具有多年的电器维修经验。厂长说:以他的资历,可以留在设计室,担任主任工程师职位,如能胜任,将是工程师中薪水最高的。试用期为两周,于是正民决定试试。其工作任务是,使用厂里的自制器材,为空军设计一部飞机自动着陆设备。厂方已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品,因最后的一部分零件做不出,无法全部完成。他以前没有制造过这种产品,但脑子里有点轮廓。他抱着迎接挑战的心情,就这样接受下来。
次日上班,说干就干。正民翻阅他们的资料,也了解过去厂里所作的种种努力,吸取失败的教训,总结成功的经验,在此基础上研究解决难题。原来该厂有些部件没有试验成功,合同兑现日期一拖再拖,跟签合同的空军部队闹翻,弄得关系很紧张。厂方也由于试验屡次失败,而多次更换项目主持人。技术人员对他讲:“要不是这个工作不好干,难度大,任务紧,厂长是不会轻易答应聘任您,让你领导设计室,担任主任工程师的。”正民听了,心情沉重,高兴不起来,好像有块千斤巨石,压在心头。
情之担任的工程师工作,轻松愉快。而正民却像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当晚回到家中,反复思考,闷闷不乐。佩兰再三宽慰,问他为什么不到其他工厂,试试另外的机会。
杨正民说,已答应厂长干干设计工作,怎好轻易改变呢?这已不是个人荣辱问题,这是关系到华人的人格问题。再说当主任工程师,追求高目标,能领高工资,他不想放弃。仍然坚持干下去,日夜苦想,废寝忘食。人都瘦了一圈。
经过几天苦思冥想,有了方案,便不停地计算。即使在晚上,身体躺下休息了,脑子里仍像火轮一样,不停地转动。就在第八天的睡梦中,想到一个试验方法。他睡不着觉,跳了起来,仔细分析,坐等天明。赶到厂里,进行图纸设计,觉得此路可通,信心大增。经过一整天的计算修改,终于取得了成功,几位技术员惊叹,真是出手不凡。
正民兴奋难抑,手舞足蹈。平时从不唱歌的他,竟哼起调子。眼里流出了喜悦的泪珠,兴奋不已。试验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他的心血所致,没有多加考虑,立刻跑去告诉厂长。厂长很是惊奇,随即过来,看着他一步一步演示,喜形于色,高兴极了。态度变得亲切和善,跟前几天的轻蔑和冷淡相比,判若两人。
正民笑逐颜开,这是成功的喜悦,比中了百万大奖还要兴奋。他连奔带跑,回到家中,一进大门,就大声喊叫佩兰。她从房中出来,就问“做成了?”他过度高兴,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哑声回答。当天晚上,几家朋友都为他的成功庆贺。其中有位年纪大些的说:“人心叵测,知人知面不知心。你不该把全盘作业都告诉厂长,应该保留一部分,先谈好任职条件再说。”他想,厂长不至于过河拆桥吧,哪能卸磨杀驴呢?
第二天,正民兴致勃勃,信心十足,愉快地唱着歌,步履轻快地到了工厂。工友说厂长有请,他马上赶到办公室。谁知厂长脸色变化,跟昨晚的态度大不相同。他说:“你设计的东西很普通,身为主任设计师,这不算什么稀奇。”
什么?正民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厂长的态度为什么变得这样快呀?正民苦心研究的成果,他竟说得一文不值!当时,正民怒火填胸,一句话也没说,掉头就走。跑去告诉情之,他也为此深感不平,他俩拿了雨衣,冒雨回家,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厂里派人找到他们的住处,千方百计地劝慰正民,又许诺了他许多好处,希望他再回那个工厂。他还能相信那样的厂长吗?正直的正民摇摇头,坚决地拒绝了。这样的厂长如此不讲信用,怎能与他相处呢?
移民生活都是艰险的,刚到巴西闯荡时,面临的不是欢迎和帮助,而是接二连三的欺骗。可是,他没有气馁,后来终于找到理想的工作,到圣保罗一家电子工厂,担任工程师职务,从此有了稳定的收入。全家的生活及孩子的学费,基本上有了保障。他如愿以偿,立即向老家去信,与大陆上的亲人联系,节衣缩食,筹集资金,每两个月委托香港国华银行,把款汇给四家亲人,接济他们的生活。
第五章 移民巴西(8)
通信以后,正民才知老家发生重大的变化。1961年父亲已病故。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岳父随部队仓促撤退,家属离散,随即没有消息。岳母带领儿子跃华,回到老家山东菏泽探花刘楼,娶了儿媳,有了孙女。生活艰难,儿子跃华由城市转入农村,生活不习惯,得了神经病,自己去找他父亲,不幸走失。儿媳改嫁,只剩下孙女如锦,与岳母相依为命。岳母因岳父没有音讯,婚姻的不幸,儿子的失踪,儿媳的改嫁,女儿佩兰没有消息,文革冲击,使她的神经受到过大的刺激,得了老年痴呆症。接信以后,佩兰忧心如焚,感念而泣,很为父母揪心。
悠悠岁月,茫茫大海,两地遥遥数万里之间隔,并没有阻断母子之情,母亲在盼望着儿子归来,儿子也在想方设法与母亲相会。
正民说:“每思及母亲,自己都有锥心刺骨的疼痛,每每泪下,不能控制。她的音容笑貌虽已模糊,但她的处世箴言犹如指路明灯,却不敢忘记。每当我面临生死存亡,是非善恶的重大抉择时,她给我信心和勇气;在脆弱无助、贫病交加、困顿难耐的苦涩岁月里,她给我意志和力量;在我出生入死、命悬一线的危险时刻,她给我毅力和胆量。”虽然听取教诲,只有十几个年头,然而美好的记忆受用无穷,却使他一生丰饶富足。
1966年,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弟弟来信说老人受到冲击。正民心里很是不安。他不安于眼前平稳安逸的生活,不满足于定期汇款给大陆亲人的日子。常常望洋兴叹,渴望去大陆探亲,去看一看老人。
在巴西,他的薪俸收入虽然比台湾多,但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生活开支、学费也在成倍增加,剩不下钱,没有旅费,回大陆探亲的愿望就难以实现。按当时的积累水平计算,即使再拼干十个春夏秋冬,也难于筹足往返路费。这3650个日夜怎么熬呀!他们高龄体弱的母亲,已到风烛残年,是万万等不得的。如果不能与母亲团聚,多年的愿望化为泡影,那将是终生的遗憾,死不瞑目。如何筹钱呢?
20两年致富
华侨携儿带女,闯荡巴西,多是两手空空,起步艰难。他们不得不选择简易的谋生之路,做提包生意。有的人被税务员抄了家,货物被没收;有的被毒打,致使终身残废。加上语言不通,更是投诉无门。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民回国探亲,增加收入的念头,日夜萦绕于脑际,千思百虑,日夜寻思。他请教过许多挚友,别人认为他的工程师职业,已经令人羡慕。如果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有失身份,得不偿失。或者开个商店,一要有流动资金,二要有空闲时间,三要懂经营之道。这些条件,当时的他一件也不具备。朋友们也热心地为他策划,始终没有商议出一个好主意来。那段时间,他整天陷入沉思之中,吃饭无味,彻夜难眠。
后来听说,巴西有一个航空研究院,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大学,有位德高望重的冯教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他便专程登门求教,自我介绍后,冯沉思良久,说:“我倒想出一个主意,就怕你不能接受。”正民急忙说:“再难再累的事,我都愿意去做,以前许多苦事,我都干过了。”冯说:“这不是吃大苦,也不是出大力的事,而是你能否接受那样的屈辱。因为,你要赚大钱,多而快,只有一条路,就是做提包生意。可是,这种生意要拉下脸皮,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低声下气,劝人购买。你是有身份的人,受过高等教育,还是个工程师,也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怎能屈辱地去做这种买卖呢?”
冯教授知识渊博,是工程界名望很高的专家,为巴西奉献一生,社会上很多名流工程师,都是他的高徒。他说出的话,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正民心想,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