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子文化，无论如何辩解，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原因何在？就是文化的“根”相同。
一切，试图改变这根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对历史文化的庸俗背叛，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的尝试，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并不是说，不能进行枝叶的创新与改变。当年，清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成功，但就这一想法来说，是符合不同质的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规律的。不过，清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实践，说明了一点，在剧烈变革时期，特别是文化上中外冲突激剧的时期，少数人的设想与实践是不能超过文化这个大范畴的。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2）
五、大中至正——中国人的智慧（4…5…2）
对当今中国来说，文化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上一世纪，只是简单解决了政治与经济问题，对在保持中华文化本体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一文化问题，实际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至今还是一项尚未成功的历史任务。这一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中国走向世界的后劲将严重不足，最终也会制约中国走向世界。中国要走向世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要解决这一问题。
如上所析，在当今中国，如何进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与实践呢？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这里，我还要加上一条，就是，“中西融合，走向世界。”意思是说，中西文化为种以“中体”为基础的融合，最终不仅要中国实现复兴，而且要走向世界，让世界因之而繁荣，就是要世界大多数国家，能从中获益。让他们也感觉到，有必要参照中国的文化来改造自身的文化。对一些小国小民族，还应是文化母体般的借用。
“中体”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秉持大中至正之道，以德为先，修己治人，以举措天下。一种由内到外、由里及表、由近及远地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政治文化模式。二是“有国才有家”的社会认同理念。三是“安分守纪”的社会秩序观。这里的“分”，就是社会中，各阶层各居其所，和安其所。“纪”就是国家的礼法制度。四是，“怀远柔迩，恩威并用”的国际外交模式。中国传统外交，不像现在的外交，讲利益，而是讲“修德以服远。”甚至，远人来宾，其所贡远低于所获得的恩赐。五是“春秋大一统”。中国是要有王的，是要中央集权的，是要全国统一的。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是实力因素而分裂，否则，都是要寻求统一的。从来没有，在实力可及的情形下的和平相处。六、重祭祀，对人格神、自然神及祖先都有一种强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深刻影响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其落脚点不在神而在人，最终要当政者善治人民，要人民顺从为善。
“西用”的要点是：一、以个体*为中心，延伸出来的自由、平等、*观念与相关制度安排。尤其看重个体生命权，崇尚并鼓励个人奋斗，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是有限，国家保障*。二、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虽然这种分立与制衡并未超过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方面，但在协调与缓和两者矛盾与统治者内部矛盾之间，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空前高度。三、重商、重科技，以物质利益为首要的社会驱动力。四、宗教的广泛性和灵活性，深入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对社会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又在原有宗教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与变革，相比中世纪宗教，很灵活自由，对人的约束性降低。五、社会舆论与监督在制约政治人物的同时，又为政治人物操弄民意提供了便利。六、在国际关系上，崇尚实力与利益原则，忽略德义。
无疑，“中体”与“西用”，其产生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因而无所谓对错，都对自个的国家民族产生的积极的作用与消极的作用。在近现代社会，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基本上会遇上这种在文化及现实政治中自身的“体”与外来的“用”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中体”与“西用”具有普遍性与时代性。因此，尽管没对错，在冲突与融合中，相互吸收与借鉴却是必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吸收与借鉴，有主动与被动、主动与慎远的差别。权宜与被动下的吸收与借鉴，通常是特殊时期的一种无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主流就是这种“权宜”与“被动”。而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主动”与“慎远”为主流。但这种“主动”与“慎远”，笔者以为，“主动”有余，“慎远”不够。说白了，于“西用“的某些主要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借鉴，予“中体”的某些主要方面又关注与借鉴不足。此外，这种“慎远”，上未深鉴中国历代治乱，下未深明中国数世未来。而在治国治民方面，历史的厚重性，文化的宏观性与势形的全球性等方面，思虑与涉入不足。
下节将探讨，中体与西用，在基于中国情的融合问题。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中体西用——中国式民&；主？（4…6…1）
（4…6）中体西用——中国式民&；主？
“民之主为民”，是谓“民&；主”。此概念，将人民的争所谓的权与利，转变为，政府对人民权利的施与与保障。强调了政府的主动责任与义务，而不是迫使人民来争权夺利，在合理的限度内，对人民的权利进行充分的保障。
前者的实现，有三点，一是政府的自觉，二是职责的约束，三是人民的推动（监督）。这三者能达到1＋1＋1＞3的效果，那么，这种治理模式，是可以达到的。在这三点中，“政府的自觉”是根本的，首要的，“职责的约束”其次，“人民的推动”居三。这是一个本末问题，只有当“本”不足的情况下，“末”才应起作用去固“本”。而西方式民&；主，首要是“人民的推动”，其次是“职责的约束”，其三才是“政府的自觉”。
如果以三者的重要性来分区，前者权数比例应为：政府的自觉50％，职责的约束30％，人民的推动20％，而后者则为：人民的推动50％，职责的约束30％，政府的自觉20％。两者顺序相反，而这相反的顺序，体现出来的就是，文化本质的区别。前者相信人本善，故强调自律，后者相信，人本恶，因而强调它律。自律重教化，其次是法制；它律重法制，其次是民意。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于社会活动分工原则，人民与管理者的分工与职责是不一样的。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把不合适的人放到一个领导岗位，是不可能管理好国家的。中国历史上因为世袭制，有许多不适任的君主，在这种不适任的情况，就最容易发生权臣、宦难与女祸。而西方式民&；主，在机制上，虽然以民意的力量加强了对执政与权力的监督，但一个非常重要的负作用，就是激发人心中的争夺心，容易导致人欲膨胀，奢望一些非分之想。古人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情不可恣。”实事上，从个人来看，常遭祸乱的也是那种，外张有余，内张不足，导致内外失调的那类人。从国家社会还来也是如此，尚争的社会常乱。在《史记&；#8226；礼书》里面，司马迁谈到礼之由起时，“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我想起了孟子对梁惠王说的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前贤早已洞察人欲膨胀，带来的争权夺利的危害性，就从本源入手，损欲宁争，不足与遗漏部分则用法制来补足，而西方则相反，在争超过限度发生后，用法来制约，在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里“使人畏惧”的政治理念下，进行事先防范。事实上，人的情欲如水，当在高坝下，水是清的，美丽的，如果决坝，那么，水就会变成洪水，四处肆虐。作为人及其群体，不能是没有限制的。自由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不符合群体发展的规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在制度上提供了对权利的监督的同时，同时也开启了人心里的贪念与争欲。到最后再用法来围堵。相比中式民&；主，是舍本逐末的。
所谓“中国式民&；主”，最薄弱之处在于，政府的自觉，在人的贪欲与利益争夺面前，会经常出现不足，而人民由于不掌握相应的权力，因而，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不足。在没有有效的外部约束下，人的道德良知与品行，是经不起情欲的不断浸蚀的。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对法律的轻视，又会让人们在利益面前，以身试法，甚至以身践法。 。。
四、中体西用——中国式民&；主？
如何保证人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同时又避免人民因行使这种监督权而产生的多欲多争，或是中西融合的重点所在。
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比较有明显的几点进步：
一、在最高权力的转移上，由一家世袭制就成了群体世袭制。这避免了因个人能力不适任而出现的政治权力争夺斗争。二、因社会进步，杜绝了宦官与后宫干政的问题。
三、军政分离与全国经济、政治与文化统一，减少了藩镇割据的可能，但地方坐大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依然存在。
四、女性得到尊重，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五、由于交通与网络的发展，社会交流与沟通便捷。
六、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虽然目前这种教育仍偏重于获取物质报酬方面。
现代中国（比较稳定的时期）与传统中国（比较稳定的朝代的比较稳定的时期）比较也有明显的不足：
一、由于经济发展与人员流动，导致传统大家庭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