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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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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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需实证也无从实证的信念难道不是一种迷信吗?但这是很好的迷信,必要的迷信,它不是出自科学论证的鼓舞,而是出于生存欲望的逼迫。这就是常说的信心吧。在前途似锦的路上有科学就够了,有一个清晰而且美妙的前景在召唤谁都会兴高采烈地往前走,那算得上幸运算不得信心,那倒真是凭了最初级的欲望。信心从来就是迷途上的迷信,信心从来就意味着在绝境中“蛮横无理”地往前走,因而就得找一个非现实的图景来专门保护着自己的精神。信佛的人常说“我佛慈悲”,大半都是在祈望一项很具体的救济,大半都只注意了“慈”而没有注意“悲”,其实这个“悲”字很要紧,它充分说明了佛在爱莫能助时的情绪,倘真能“有求必应”又何悲之有?人类在绝境或迷途上,爱而悲,悲而爱,互相牵着手在眼见无路的地方为了活而舍死地朝前走,这便是佛及一切神灵的诞生,这便是宗教精神的引出,也便是艺术之根吧。(所以艺术总是讲美,不总是讲理。所以宗教一旦失去这慈悲精神,而热衷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1给杨晓敏(2)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无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迭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离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绪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个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史铁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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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编辑同志:你好!
  我一直惭愧并且怀疑我是不是个音乐盲,后来李陀说我是,我就不再怀疑而只剩了惭愧。我确实各方面艺术修养极差,不开玩笑,音乐、美术、京剧,都不懂。有时候不懂装懂,在人们还未识破此诡计之前便及时转换话题,这当然又是一种诡计,这诡计充分说明了我的惭愧之确凿。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扬。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延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199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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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安妮·居里安Ⅰ(1)
安妮:您好!
  来信收到。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至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说说我的感受。
  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红楼梦》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这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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