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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25 给严亭亭Ⅱ（2）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相信一切结果都必与其初始条件紧密相关。X兄的血从不平静，对善有着充盈的爱，对恶有着切齿的恨，且其诚实、善思亦少有人能比。所以我有时想，信仰不能仅仅出于善好的初衷，不厌其烦的思辨与言说我看更是重要——信仰的逻辑，非听听那些大师的说道而不能清楚。我相信，理性的尽头才有好的信仰，理性和信仰绝非火与水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相得益彰的关系。
当然，有可能都是我想错了，或误解了，或听得不全因而理解得片面了。
写多了。因为这些事常常还是我的谜团，与其说是给你写信，不如说是昨晚的电话之后，我觉得又需要把自己理理清楚了。但是真的清楚了吗？常常怀疑。所以写给你，看看有哪儿错了。信仰之事，看似简单，却常混乱，倒应了那句偈：“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常想这会不会是魔鬼为人设下的最根本的迷局，以便在与上帝的赌博中取胜？如今再想《浮士德》才觉歌德之伟大，才想到他可能是说：这浮世之德，太可能去投在糜菲斯特麾下。
此信所言，勿与X兄说。他正一心练功，不可打扰，把病治好是当务之急，信仰之事暂可不论。那天他还说：信此就要拒彼，否则彼长此消，反为其乱。我觉得这里面又有问题：功若为信（仰），医为（技）术，二者就不可比，怎会彼长此消？信者，都不坐汽车吗？只有信仰可与信仰比，只有信仰当言持一；且信仰的持一恰是相对偶像而言，唯偶像可以破坏信仰、把信仰引向歧途——比如造人（或物）为神。信仰与科学大可兼容并蓄，否则倒合了无神论者的逻辑：信仰是反科学的。如若“功”与“医”可相互抵消，足见那功还是术，不过潜医学而已。我真是不信，医而药之，就能动摇信仰，就能使人对信仰持疑？（可能是我病得太多，太相信医药。可是我没觉得那对我的信心有什么妨碍。）若那“信仰”依赖的只是术，或医治的只是身，我又看它未必是信仰了。总之，就像要修你该修的车，同时行你要行的路，一样——治你当治的病，信你真心的信。我看不出治病的手段为什么会影响信仰，就像修车的方法不会决定你走什么路。不过此时还是不要与他过多地讨论信仰问题的好，要劝也只反复证明：车与路，两回事；卖车的若要求你必须去哪儿，那倒可疑。不过我想，任何疗法，无论兼容还是独尊，都需心平气定，单就治病而言，X兄可能已经研究透了。我实在是不敢跟他胡言乱语。你离着近，可酌情言其一二。
不写了。再祝全家：年年好运！岁岁平安！
铁生
2003/1/26
以上是前回写的。再写几句：我又想，放开信仰不说，那功若为术，说不定也有与现代医学相冲的可能——不同思路的疗法相互干扰，倒是说得通的。不过那功的一些说道，真是左右逢源：病好了是此功有效，病重了是此功排毒，终于治坏了便说是圆满去了。这实在强词夺理，典型的无理性。超越理性的是神启，删除理性的必定是为着人说了算。
25 给严亭亭Ⅱ（3）
前几天有人拿来几张Y讲道的光盘，其中两个观点我也想不通。第一个是老问题：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他为何不使人类都向良善？Y回答的大意是：上帝相信给人自由是好的，否则人皆一律，上帝觉得枯燥、无趣。Y认为，不会再有比这更刁钻的悬问，也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透辟的回答。也曾窃自有过如上的问与答，但发现，如此之答若仅用于说明宇宙的无中生有，倒不妨算得一种机智或浪漫，若以此来证明神的全能全善就不免捉襟见肘。因为明显地至少还有一问：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为了自己开心，便让人间充斥邪恶与不义吗？我想，Y的毛病出在：他把自然的神和启示的神弄混了。在我想，单就创世而言，神的概念与“大爆炸”之类的学说无大不同，宇宙初始之因总归神秘。但是“大爆炸”等等只不过是一种陈述，一种猜想，而上帝之在则是对生命意义的启示，或者说，唯当意义成为悬问，上帝方才临在，一种神圣的指引方才可能。当造物主显现其为救世主的一面时，一向寂寞的生命方才美丽、精彩，一向无缘无故的存活方才有了投奔，一向没有光彩、没有爱愿、没有诗意的感知，方才可能生气勃勃地享其天恩。
第二个观点，Y说，他自信仰了基督，便懂得了爱，爱一切，再没有恨，甚至连某些恶事也不痛恨了。恨的心理所以不好，依我看，主要在其既无理性，也无智慧，因而会酿制更多的错误与不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价值标准。爱，不意味着没有善恶之分。一味地使自己圆融于怡乐，这不像耶稣的足迹，倒像遁世者的逍遥。放弃价值，大约也就不会有拯救，只可能有顾自的逍遥。恨着恶事，其实是爱。什么都不恨，等于什么都不爱，只顾着自己的心理平静和生理舒适。说实在的，Y的这种态度着实令我惊讶，继觉悲哀。在自由中这种怡乐是可能做到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处在他那样的自由中。Y若听我这么说，可能会对其恨与爱的概念做出种种界定，那当然好。
我一直以为“爱”和“喜欢”殊有不同，但人们最容易把这两种感受搞混。说实在的，中国的很多事真让我不喜欢，甚至是厌恶，但却不能说我不爱他。喜欢多指向占有，爱则意味着建设。喜欢是当下的，爱则期待得久远。但是对某些恶行，不言恨，只说不喜欢和讨厌就显得太轻佻。想来，某种恨——这需要细细界定——也是期待得久远，愿那恶行从此灭绝。两种久远的期待，料必有着相同的根。
又写了不少。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要是你有兴趣，咱们可以不定期地通通信。胡言乱语能让人更自由，因而常能有美妙的思想闪现。这样你也就能开始动笔了。林达那本书就是书信体。我曾想与希米假装通信，但一是假装必假，二是互相太熟悉，说了上句便知对方下句，就没了动力。
好了，再聊。
祝全家好！
铁生
200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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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给严亭亭Ⅲ
亭亭：你好！
老想给你写信，又总是拖到晚上，可一到晚上就又累得不想动弹。现在打开电脑，找到“亭亭信”一栏，才发现上封信还是羊年春节后写的呢，现在已近猴年。真可谓猴年马月了。
实话实说吧，省得累。我不大会给别人的作品提意见。其实，别人给我的作品提意见，我也是不大听的。写作就像谈恋爱，你说，怎么能听别人的意见呢？我一直相信：听别人意见的写作，和听别人意见的恋爱，都不会有好结果。徐悲鸿有副名联：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写作跟恋爱，是最需如此的两件事。记得当年在北戴河你推着我在海边走，那时我就跟你说过：坚持你自己的。其实，那既是说给你，也是说给我自己。但那时我就发现，你比我更容易受别人影响，老是怀疑自己的对不对。后来我是被逼得没道儿了，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你是一直都没被逼成这样儿，难免就把“别人会怎么看”想得多了。这么说吧：写作，甚至都不是谈恋爱，谈恋爱也可能会照顾着别人的眼光，比如父母呀，朋友的，以及在熟人眼里是不是光彩；写作压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