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地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材小用”的心理。“大材”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 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再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尖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着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地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以致准备了很多钉子，随时拿出来给不会法语的人碰），国家强啦，语文的行情就看涨。中文是一个除了西崽之外，谁都不敢轻视的语文，在殖民地型的意识形态中，西崽遍地，隐隐然把美利坚当成祖国，非会英文，跟洋大人拉上关系，简直没得混。但西崽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非洲有位作家（偶忘其名），曾在他的大著里，列出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拉伯文，认为这五种文字，是世界任何一个学者必修的语文。我们绝不用洋大人乱唬，但这位学者是非洲黑种同胞，就恰可看出中文的分量。柏杨先生可能见不到啦，但陈媛裕女士这一代是可以见得到的，现在中文正位置在时代巨潮的尖端。我们应该认输的，就应该有勇气认输；不应该认输的，实在不必努力认输。中文系各位老爷老奶，以为如何。
郑玉玲女士：看了你的信，无限感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恩”。你对怀中三岁女儿的爱，正是你母亲当初对你的爱。男女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尤其是女人，有时候简直无法回头。不要责备母亲认错了人（谁敢保证自己就认对了），要怜悯母亲的悲惨遭遇。你预备在一万元以内送给高秀娥小妹一副义肢，前天报上报导，善士们已为她装了义肢，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仍建议你能寄一点钱给她（直接寄给她也可，我想，寄给《中国时报》代转也可），因为她还有卧病在床的老父，我代她向你叩谢。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3）
冉裕宽先生：一文钱不算少，一百万元不算多，帮助高秀娥小妹，不是施舍，我们爱这位可怜的孝女，钱千万别让我转，据说柏杨先生有点不老实，可能中饱。
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1）
──我们应为张箭、邓玉瑛建立铜像
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在吃人部落里长大的朋友，你可别希望他把你撞了一个筋斗之后会说声“对不起”，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你也别希望看见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钻的镜头。
最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暴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吶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