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病，大约是魔鬼附身吧。”历史总是具有某种戏剧性。就在太子刚被废一个多月后，皇三子允祉就告发老大允禔陷害允礽的事，说允禔请了喇嘛巴汉格隆放了一些“魇胜”之物在允礽的居所，这些物品施了法术，足可以让允礽“疯狂”。这事实在是迷信的可以，但恰恰证实了康熙此前的猜想与推断。在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眼里，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件事情来得更为及时呢？在和允礽一番对谈之后，康熙这样对自己的大臣说：“我召见允礽，询问了从前的事情，他竟然有许多全然不知，看来这小子所做的恶事确实都是因魔法所惑。现在承蒙老天保佑，癫狂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已改过从善。”凡是近臣，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很快就明白了康熙的心思。他们一再上书，要求把允礽重新立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再三请求下，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才废去太子之位几个月的允礽重新戴上了太子的衣冠，享受着无上的荣光。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重新当上了太子的允礽却未如康熙所愿，在没有人给他施魔法的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五十年十月，康熙又发现好几位大臣在为太子结党会饮。中间就有与索额图甚为亲密的尚书耿额，康熙内心里担忧的就是这批人纠集起来为索额图报仇。加之太子日常生活依然故我，不仅派遣手下到各富饶之地勒索钱财、搜寻美女，且对康熙的严格管教十分不满，不时发一些恶毒的牢骚。（见《朝鲜肃宗实录》）时日一长，康熙对这位“不仁不孝”的太子完全失望。第二年九月，康熙对众皇子说：“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着拘执看守。”十月，正式废除太子，把允礽禁锢在咸安宫。与上次废太子时的沮丧相比，这次康熙并无忧伤之感。他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前次废置，情实愤懑，此次毫不介意，谈笑处之而已。”自此，康熙对立太子之事变得心灰意冷，以后也没有再立太子。有趣的是，这一行为又被传承下去。康熙之后无太子，竟成了清朝的一大历史特色。
允礽被关押后，自然是心里不甘，作了种种挣脱牢笼的努力，但在康熙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他永远不再可能有翻身之想。雍正二年十二月，允礽病死于关押之所，时年五十一岁。
允礽的死结束了一个“准皇帝”的历史，也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这个故事说明：一，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不要去纵容他。就像康熙对允礽，在发现他种种劣迹之后，仍然找理由为他开脱。应该说，允礽的恶行固然有本性上的原因，但有很大一部分是康熙娇惯出来的。允礽最后落得悲惨下场，康熙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二，如果你想有长远发展，你就得韬光养晦。就像允礽，虽然你两次贵为太子，可你如果不低调，如果无所顾忌，别人一样可以轻易把你掐掉，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对于那些“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大抵是一个教训吧。
自掘坟墓鳌中堂
对于鳌拜这个人，经由《康熙王朝》一剧及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等之渲染，我们大抵是有一些了解的。一个人，如果过于强横，或是锋芒太露，终不会活得长久。——这是几千年历史所证明了的。鳌拜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宿命。
鳌拜之所以专横，是因为他确实是有资本的。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他就不停地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在顺治一朝，为打下大清江山，他更是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清史稿》记载，鳌拜随大兵攻破燕京后，于顺治二年，又跟随阿济格征战湖广，攻灭了李自成。接着，他又征战四川，“斩张献忠于阵”。这些功劳，奠定了他在满清贵族中的地位，同时也助长了他原本骄横的品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鳌拜是长有“反骨”的。他本来就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在顺治五年，就因为与人私结誓盟，被论死罪。幸好顺治宽宏大量，免了死罪，后以战功补过。顺治七年，又犯了事情，被降职论处。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的。
等得康熙临朝，他与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同为辅政大臣。这四人中，索尼年事已高，苏克萨哈势力不强，遏必隆生性慵弱。所以，所谓四人辅政，实际上是鳌拜一个人说了算。有这么一个环境，鳌拜哪会不干点出格的事？其中有两件事最为著名。
第一件事，就是“圈地”。鳌拜本属八旗中的镶黄旗。按照清朝开国初的圈地，这一旗当时圈在保定、河间、涿州一带。康熙五年，作为掌有重权的辅政大臣，鳌拜已对国初所圈的这些贫瘠之地相当不满。于是，利用手中权力，命令正白旗把所圈的蓟州、遵化、迁安等地与镶黄旗的相调换。至于正白旗失地过多，不足的那部分，则另外圈地来补。这个恶政一施行，所涉及到的州县立即民怨沸腾，所有的农事都被荒废掉。朝中不乏正义之士。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即刻站出来与鳌拜争辩。康熙看了几人的奏折，召四辅臣来商量。鳌拜建议以重罪论处，索尼、遏必隆不说话，独苏克萨哈属正白旗，表示反对。康熙因而不允许以死论罪。但鳌拜毕竟非一般人可比，即使是皇帝，他也有办法对付。后来，他找个机会，搞了个假诏书，竟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都杀了。
第二件事，就是干掉苏克萨哈。因为在“圈地”事件中与鳌拜的相抗，鳌拜对苏克萨哈早生恨意。康熙六年，康熙已经亲政。为了躲避鳌拜，苏克萨哈向皇上要求罢去自己的辅臣之职，求守先帝陵寝。即便如此，鳌拜仍想置苏克萨哈于死地。他与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人诬陷苏克萨哈对朝廷抱有怨恨之心，守先帝陵的要求明显是“不欲归政”，应以大逆论处。康熙此时已明事理，自然不愿杀老臣。结果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面对权臣的恶逼，羽翼未丰的康熙只得屈从。最终是苏克萨哈被处以绞刑，家里人全部斩决，其状惨不忍睹。
从这个两个事件，我们已预知鳌拜必死。古人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鳌拜所行之事，大多恶毒残忍，早已失去了民意的支持。特别是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犯了为臣之大忌。果然，康熙八年，康熙帝在根基稳固之后，叫人把鳌拜逮了，“下诏数其罪”。不久，横行一世的鳌拜就凄凉地死于禁所。——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自然的结局。这么多年来自掘的一个坟墓，终于等到了他的主人。
饱受委屈的靳辅
大河水患，向来是朝廷的心头之痛。历史发展到康熙执政的时候，这一情况并没有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治水的事情，依然是叫人相当郁闷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康熙心头总装着这件事。这位皇帝曾深有感慨地说，自己从十四岁亲政后就十分留心治河的问题，及至发生三藩之乱，他把三藩及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柱子上，以不断提醒自己。（《清圣祖实录》卷154）
河务事大，治河者必为杰出之人。作为河臣，靳辅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走马上任的。这一年，他44岁，正值壮年。在担当治河的重任以前，他是安徽巡抚。此前还做过武英学士兼礼部侍郎、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国史院学士等职。他似乎一直很单纯地在从事着学术研究，究竟在治河方面有何特殊才能呢？
果然是“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靳辅几乎在一上任，就显出了相当高超的治水才能。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刚刚上任的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连续写了八份奏折给康熙帝。这些奏折立足实际，博采众议，提出了治上游、疏下游，堵塞黄河、淮水各处缺口的治理方案，充分展示了他的治水才干。这个“日上八疏”的壮举，是相当漂亮的一仗。他的大部分建议得到了朝廷采纳。嗣后的事实也证明，在当时科技还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他的这些方法措施是切实可行的。
但中国的事情，却往往不会那么简单。你做得不好，有人说你；你做得好，也照样有人说你。所有的事情常常都是陷在人际关系里的。不可预测的洪水，时常会使费尽千辛万苦的治河工程毁于一旦。这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事情。但在官场上，这却很可能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关于靳辅的争议就是从治河开始的。由于科技条件的限制，靳辅治理下的黄河、淮水、运河虽然减少了水患，但并未就此完全平静。康熙二十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在萧家渡决口。争论便开始了。虽然治河成效明显，但这一场争论中，靳辅显然处于下风。因为水患确实没有彻底解决（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之事），而修堤防洪又费了那么多钱粮，加上有不同意见的水利专家在其中作梗。朝廷经过讨论，说要革除他的官职，并且要他自己出钱赔修溃塌的决口。实际上，这已经把靳辅置于不能翻身之地。你想想，革了你的官，夺了你的财，你还有什么呢？好在康熙这个人比较实际。他认为，要靳辅赔修，显然赔不起。如果真的赔修，很可能耽误朝廷的水路运输，这可不划算。于是，就让靳辅戴罪督修。
这一场论争，让靳辅饱受委屈。可这样的日子似乎才刚刚开始。康熙二十四年，另一场“委屈”又来临了。这次争论的焦点是黄河水如何入海的问题。当是时，协助靳辅治水的是廉吏于成龙。他认为，要让黄河水入海，最重要的就是把入海口疏通。靳辅则认为，入海口处海平面高出内河五尺，疏浚入海口只会引起潮水内灌，害处更大，应该修筑高堤，束黄河水入海。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靳辅的治河之法显然科学可行一些。但正如前面所讲的，治河问题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不同政治力量的争斗，成为了人际关系之争，自然就不会那么简单。这次争论持续甚久。在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