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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卫的成长过程中，格伦一直是他相当崇拜的英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大卫甚至还模仿格伦的方式踢球——精妙的贴身控球，精准的长传球，还有大力的射门。然而不幸的是，他对格伦的尊敬在这次世界杯之旅中化为灰烬。
在英格兰全队中，只有大卫一人参加过每场外围预选赛。不过，大战开赛在即，霍德尔却在首场比赛中就弃用了大卫，这真是令人大失所望。
刚到法国的时候，霍德尔给英格兰球员上了一堂训练课。在课上，他要求大家练习任意球。嗯，凡是对足球略知一二的人都清楚大卫的任意球功夫，不过霍德尔却坚持让大卫踢别人传过来的球。结果那些球不是跑到这儿就是落到那儿，反正到处乱跑。训练结束时，大卫踢的最后一脚凌空抽射落到了离球门远，离角旗反倒近的地方。本来这并不希奇，可是霍德尔却走过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原以为你是名优秀的球员。”
没有一名球员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卫也无法相信。这句话让他目瞪口呆。很显然，这句话刺伤了他。
英格兰首场小组赛的对手是突尼斯，大卫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只能坐冷板凳，因为格伦早些时候曾对他说过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轮不到他上场。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废话——我压根儿就不同意他的说法，我也压根儿不赞同他的做法。我为大卫感到不安，因为说他注意力不集中简直就是胡扯——要知道，他比谁都更想赢得那座世界杯奖杯。当时没人能够真正理解霍德尔的用意，至今我依然怀疑会有谁能理解。大卫这一生就是为足球而活的，能参加世界杯就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最耀眼的那个亮点。
那以后，他精神不振，简直可说是非常低靡。不过大卫自始至终没有说过霍德尔一句坏话。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早就把他骂个狗血喷头了。不过，这不是大卫的风格，而且从来就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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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1）
接着，下半场开场后不久，我就看到大卫被西蒙尼从背后凶狠地铲倒，结果大卫脸朝下趴在了地上。我看见裁判走过来，心里满有把握他会给西蒙尼一张黄牌。可是接着我看见大卫的小腿向上钩了一下，不过我打赌他的脚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一名阿根廷球员的汗毛。
然而，此时裁判却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举了起来，我们不禁呆若木鸡，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大卫转身朝场外走去的时候，桑德拉望着我问道：“他被罚出场了吗？”
“我想是的，”我答道，“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球场的气氛也太紧张，所以我们一时间根本无法弄清事情的真相。余下的比赛是在一片模糊中过去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大卫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迫不及待地想待在他身边，尽管这是不可能的。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那场比赛的结局。在加时赛之后进行的点球大战中，阿根廷人笑到了最后，并获得了一张进军四强的入场券。与此同时，整个英国足球界却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比赛结束后，我们都感到十分失望。更糟糕的是桑德拉和我还不得不穿过一堆堆狂欢的阿根廷球迷才能来到跟大卫和他的队友们见面的地方。
大卫终于从更衣室里出来了，他哭得十分伤心。我用胳膊搂着他，吻了他一下，尽量想说些什么来安慰他，但最后我只是说：“别担心，伙计——这只是一场足球比赛而已。”
但是根本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他简直是伤心欲绝。如果当时我能把他从那儿带走的话，我肯定会这么做。他甚至都无法说出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伤心——他只是让我们这样搂着他。当然，桑德拉也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
“不要自责，”我不停地告诉大卫，“这就是小事一桩，并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过他根本听不进去，再不然就是听不懂我的话。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再也不想让他或我们去经历那样的事件了。
所有的英格兰球员都在一旁，还有他们的家人。我想当时只有内维尔走上前去给了大卫一个吻，几乎没有什么人说话。
接着霍德尔出来了。他就那么直直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一个字都没讲，我无法相信，一句话都没说。
直到后来他才出来对电视和报纸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至今仍能让我嘴里发苦：“如果当时我们是以１１名球员应战，那我们完全可以做成点什么。”
他对我儿子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吃惊。他明明知道大卫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辱、尴尬和惭愧，可他却仍旧这样指责他，而不是挺身而出支持他——没有哪位主教练会这么做。那时大卫才刚刚２３岁，他还是一名需要支持和引导的年轻球员——可是从霍德尔那里，他什么也没得到。
作为一名球员，霍德尔依然能够得到我的尊敬，可是作为一名主教练，不。他就那样把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大卫晾在一边，让他自己去设法疗伤，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原谅他的事。他还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让媒体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都肆无忌惮地胡说八道。
托尼·亚当斯是惟一一个对大卫走出困境有所帮助的人。他离开球场后就直接来到了更衣室，大卫当时哭得正伤心，托尼在他身边坐下，用手搂着他的肩头说：“别担心，大卫。我们爱你。你仍然是个了不起的球员，真的，我们爱你。就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吧。”托尼的做法使我对他充满了敬意。
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2）
自从离开球场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我想没有人能够预言此事将如何了结，也没有人知道大卫会如何被视为仇恨的对象，更没有人能预见他是如何学会坚强面对并反击那些恶意攻击他的人们。事后想来，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正是这次经历才让大卫成长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比以前成熟了，因为他别无选择。
那天晚上我们只能把他留在队里，因为我们俩必须立即赶回英国。虽然很不情愿这么做，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凌晨两点半的样子，我们降落在了斯坦斯特德机场。下了飞机以后，我们都有些茫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回到家里，我坐下来把电视上正在播放的那场比赛又看了一遍，可我仍旧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一切。一直以来，大卫都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把脚伸出去——那只是一名年轻气盛的球员在一时冲动下的反应，况且他当时还处于大赛带来的巨大压力之下。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仍然认为大卫犯的规充其量只能给张黄牌。这是裁判的判罚失误——然而，如果说裁判只是举起了一枝枪，那么霍德尔就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
虽然知道肯定睡不着，我还是在早上六点的时候上了床。我断断续续地打了几个盹，快七点半的样子，突然有人不停地在砸我们家的前门。我从卧室的窗户里往外一瞧，嗬，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家门口的马路，就是那条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行的小路，居然已经挤满了人，至少有三十多名摄像师，三家以上电视摄制组，还有多得我数不过来的记者。简直是天下大乱了。
我磕磕绊绊地下楼去开了门——砸门的是一名记者。我甚至都还没听清他的问题，就咕哝着说：“不，我无可奉告。”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跟媒体接触过几次，在大卫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有过。不过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阵势，我们都吓坏了，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天桑德拉和我本来都应该去上班，乔安妮也要去上学。可是我们甚至都无法迈出家门半步。
接下来，我们家的电话线又出了问题。我以前在房子里一共接了两根线，一根是传真线，另一根是普通的电话线。我们把那根传真线专门留作业务用途，另一根就用来处理常见的日常事务。当时我还以为这么做是正确的，不过随后我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桑德拉用那根传真线拨通了“老人之家”的电话。她是那儿的一名理发师，她跟他们说自己今天去不了了，因为我们跟媒体有些小麻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竟然接到了“老人之家”的女负责人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想弄明白桑德拉是否把他们的号码告诉了别人，因为来了成堆的记者在那儿一个劲儿地问问题。
接着乔安妮也用同样的电话打给了一位同校的朋友，她解释说今天上不了学了。大概过了２０分钟，那位朋友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他接到了报社好几个电话，询问他是否跟贝克汉姆一家有关系。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有一辆架着天线的转播车一整天都停在路边。乔安妮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说曾看见有两个男人坐在里面摆弄刻度盘。于是第二天在大卫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给我们打来电话时，我就把我的怀疑告诉了他，因为我相信他们肯定是偷听了我们拨出去的电话。不出所料，我刚挂断电话，那辆车就开走了。
裁判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牌冲着大卫（3）
在托尼的帮助下，我们做好了去希思罗机场见大卫的安排和准备。大卫渴望立即到美国同维多利亚待在一起，当时维多利亚正随同辣妹组合在美国巡演。托尼想方设法帮我们在机场弄了间私人会客室，这样在大卫登上协和飞机飞往纽约之前，我们就可以有４５分钟的时间待在一起。
为了早点赶到机场，我们在下午两点半就出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