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小的报刊派一辆摩托车来，比如《工人日报》；《人民日报》是一辆“上海”，《解放军报》是一辆“伏尔加”。
其中最讲时效的一类照片会采用传真的方式传送给新华社各地分社，再由各地分社用普通照相机翻拍，再把翻拍的底片复制放大，提供给当地报纸使用。
这类照片要冠以“新华社传真照片，北京××××年××月××日”的抬头，下面是图片说明，最后是“新华社记者×××摄”。
英文把图片说明叫caption，意思是标题、字幕、说明，从表面看这个词与cap（帽子）有关。这是因为以往的图片传真都是模拟传真，不是数据传真，无法压缩，很费时间。比如当时路透社的标准传真照片是8×10英寸，根据1英寸/分钟的速率，传一张普通黑白照片至少需要10分钟。为了节省时间、节约金钱，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的标准传真照片都要求将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像“帽子”一样。这样做可以让接收方最先收到图片说明，知道10分钟后将收到的全部内容，由此决定取舍，安排版面，提高新闻时效性。不过新华社似乎不在乎传真费，而且基本是根据图片画面决定这张照片的去留，所以要求记者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下面，失去了帽子的作用。但我在海湾战争期间为了节省电话费，不得不把图片说明贴在照片上端，这样我老板就能预先知道我要传的内容—唐老鸭要传真这个破内容，让他别浪费钱了，或者说这个内容太重要，再来几张深入报道的。由于海湾战争期间照片每张必用，所以贴在上和贴在下也没有本质区别。但是我左右的外国记者都是先发说明，后发图片，我入乡随俗，也受到了与国际接轨的影响。
新闻时代的旧事（6）
现在图像获取、传输都是数字，可以无限制地压缩，大大节省了时间空间，图片说明在上在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2006年秋天，“索爱”造出了320万像素的手机，用它拍摄的数码照片可以黑白印刷《人民日报》的一个整版。假如我在危险中拍摄一张照片，拍完之后可以立即用短信方式发走，成本只有几块钱。所以说在今天，警察如果想封锁现场，没收相机，曝光胶卷，已经变得很困难。早在警察干预之前，记者就有足够的时间把已经获取的影像简单、轻易地传走。即使警察没收这部手机，手机也已经完成了拍摄、传真功能，被没收了也不在乎，两三千块钱嘛。
影像的获取和传输，廉价得超出想象。
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
10天前，我去中国摄影家协会，给李前光送《一个人的远行》。李前光是摄影家协会秘书长、党组书记。他认为“语像”的提法很有新意，照片也好。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已经远远超越我们的思想。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傻瓜”数码相机的技术就足以应付我们日常的新闻发稿。然而任何事物都必须有思想。就像大学一旦没有思想就是一堆建筑物，最重要的教育是培养学生有价值的思想能力。同样，没有思想的照片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一堆图形。
我们小时候国家穷，把人当机器教育，老师总拿“螺丝钉精神”说事儿。我们的榜样是苏联老大哥，只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就能用上“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我们的理想是机器社会。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机器比人值钱，只有安放昂贵机器的图片传真室才有空调。盛夏酷暑，想找地方凉快一下，只有趁发传真之际才能享受片刻。
那时候一台苹果电脑轻易卖几十万元，现在一台专业的苹果笔记本，只需2万元人民币就能搞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45元，当时尼康F…3一个光屁股机身就卖5800元，需要不吃不喝11年。现在最贵的日本相机，也没多少钱了，可见机器没有人值钱。
我还有一个谬论，我把劳动分成五个层次：首先是牛马劳动，这种劳动不需要体能，也不需要训练，天生就会，很可惜，我们最常见的都是牛马劳动；第二是体能劳动，年轻力壮，具有人类最强健的体魄、体能，需要足够的体力；第三是技能劳动，需要特殊的培训和练习；第四是智能劳动，需要复杂的培训、实践，还需要拓展思维；第五是德能劳动，囊括了前几种劳动，且更具有战斗力，某些时候，即使什么也不干，照样创造价值。
可惜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清醒地认识到摄影记者是一个正在衰亡的职业。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记者》上发表过《我为我的传真线玩儿命》，没过几年，数字技术的发明宣告我为之玩儿命的传真照片死亡。我没上过新闻系，没受过新闻的系统教育。我当摄影记者，完全靠新华社大环境的磨炼，逐步培养起新闻记者的本能直觉。成功的摄影记者不是事情发生后跑到事发现场留此存照，而是事先潜伏于事件之中，与新闻一同发展，一鸣惊人。
到现在我写了7本书，本本畅销，这主要是我的编辑都是新闻科班出身。我前4本书的责任编辑任幼强，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77级，是《世界博览》的开创者，有丰富的国际编辑经验，她主编的杂志为我提供了学习写作的场地。最近一本书《一个人的远行》的主编江林，也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曾任《解放军报》记者。她们都自谦她们上过的新闻专业不好玩儿，我的胡言乱语好玩儿，不同于国家通讯社的“新华体”。我本来就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根本达不到新华社文字记者的专业水平。我所说、所写不过是我照片说明的延伸，是“鸭眼”看世界。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这么认为：鸭子干出许多惊世骇俗的壮举得益于他的眼睛和嘴。倒不是因为这两个“零件”长得好，而是因为它们的结构与众不同。鸭子眼球的轴突与其他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看到的什么都比自己大，所以第一反应通常是恐惧。而鸭子正相反，看什么都比自己小，故总是勇往直前，所以高速公路上总是轧死鸭子，轧不着鸡。她说：“不是鸭子比别人勇敢，而是他眼睛有毛病。”至于鸭子的嘴，之所以怎么整治都不烂，是因为材料特殊，耐得高温也忍得高压，全身都零落成泥，至少还有铲子般的大嘴。
新闻时代的旧事（7）
我猜多年前她说的鸭眼、鸭嘴，就是我今天发明的“语像”。今天我在这里解读“语像”，觉得有特殊的意义。
我在中东海湾战争炮火下过30岁生日
1983—1987年，我在这里当了四年正规老师。1979年到1989年，北京政法学院复办、扩充为中国政法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进步最大的一所学校。伴随着中国的法制建设，政法大学一直以最低成本创造最高价值，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你们一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1983年我扛着自行车，钻过漏了大洞的铁丝网，从北大来政法报到。我们的马列教研室就在简易木板房里。那时候这片楼归几个单位共有，其中响动最大的得算北京歌舞团了，崔健他们每天早晨在这儿练吹号。以后学校使用手段把他们一家家地赶了出去，还到昌平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这里毕业的学生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他们深入浅出，毛发无损。北京大学最高学府式的骄傲与社会潮流难以适应，我最初的碰壁和融入社会就是政法大学教我的。我以摄影干预社会，也是从这个学校开始的。1986年，在正式调入新华社以前，我一年见报的照片已经有80多张，都是我在政法当老师的副产品。
进入新华社后，我每天发稿，到1989年，一年千张以上，这是“数量”；一个月三次上《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是党报，这是“质量”。当时“电视时代”还没到来，新华社绝对是传媒界的“实际老大”，而不是今天的“名义老大”。至今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我党宣传序列里属于正部级编制，此外还有衰落的《解放军报》和更衰落的《红旗》杂志，一个是枪，一个是党。中央电视台至今大概仅相当“副部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1989年到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电视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点。我在电视时代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从天安门广场飞往巴格达。
1990年8月2日，我在可可西里听到“###”说“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立即用“小八一”电台发报，经格尔木地震局、新华社青海分社向北京请战。我认为中东肯定要打一场大仗，开战应在不太热的时候。我要当打大仗的唯一记者。
我们现在研究问题，总习惯寻找伟大的历史原因。其实很多扭转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都极具人性魅力，或者说都是极具自然属性的自然之举，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决策。
1990年12月，新华社摄影记者队列中共有182人。我年轻、不怕死，无妻子家小，连女朋友都没有。通过考试、考核，我作为唯一“上帝的选民”—代表12亿中国人民潜往巴格达。海湾打仗，我不是自己去的，是中国政府选派去的，我是真正的十二亿分之一。
那时摄影记者能用英语工作的凤毛麟角，我毕业于英国人办的汤姆森培训中心，并多年做向外国记者推销照片的传真编辑，与美联社、路透社关系密切，被领导看做李鸿章式的“洋务大臣”。我能吃苦，从天安门到可可西里，传真发稿无人匹敌。我还受过国际政治训练，从北大国政系四年学生到中国政法大学四年老师。之所以派我一个人去，是当时还拿不稳战争是否爆发。国家改革开放不久，对国际规则不了解。全国普遍沉浸在冷战思维里面，与美帝为敌，却不知道美帝的强大，认为美国不敢发动战争。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只把我的稿子“留资”，不公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