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第1部分

一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直到父亲和母亲的相继去世，这一段悠悠的岁月，是我们全家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光，尤其是父亲晚年的这整整八年中，全家人经历着社会底层人们所过的那种极其贫困的生活……回想起来，当时虽然很穷，整天过着半饥半饱的艰难日子，但对于我们作儿女的来说，却并未承受到心灵上的痛苦，也没有感到怎样的不幸，——因为有父亲、母亲在我们身边，他们的细心关怀和爱护，教诲和培育，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踏实和安全，也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家庭中那种浓浓的亲情和温暖。　

　　清贫中，为了支撑这个破落、衰败的家庭，我们的父母历经风霜，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地面对生活的坎坷和磨难，却从未有过任何的争吵和埋怨，他们用微薄的力量与命运抗争。正是这种苦涩而和谐的家庭氛围，无形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从小对物质生活并无过多的奢求，一门心思地只知道努力读书。这段日子的艰辛，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在以后成长的道路上，每当我们回忆起那时的生活情景，就仿佛有一种力量鞭策着我们前进，使我们感到似乎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一往无前。父母亲的音容笑貌，他们对待生活不幸所保持的坦然态度，以及他们对子女的殷切期望，始终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成为我们在逆境中不断成长的精神支柱。

　　今天，我们都已成家立业，自己的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当我们回顾过去，在贫穷困境中求学，在艰辛苦难中读书，我们兄弟姊妹终于一个个都以高等院校的学历走向社会，参加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事业，每个家庭的生活，都处于平民百姓的中上阶层时，就不由使我们更加深深地怀念起父亲和母亲来。　

　　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平日里称呼父亲，却不是按照本地人的叫法（伢老子），而是遵照母亲老家——江苏的习惯，称呼“爹爹”。这大概是母亲觉得用当地的俗称显得不那么亲切，也不大好听，才让我们这样叫的。　

　　父亲中等身材，白皙清瘦，平时，总是穿着一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的衣服，虽然质地并不好，但很合身，也很得体。他言语不多，不苟言笑，喜、怒、哀、乐极少表露出来，外表非常宁静，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文质彬彬、举止安详的人。或许因为长期经历世事的变更和生活的坎坷，他的内心受到某种压力的缘故，他那平静的目光中，总是含着一丝隐隐的忧伤，让人感到有些沉重。　

　　父亲出生在湘潭县一个当时颇为富裕的大户人家，祖辈给他取了一个既响亮又文雅的名字——健芝，大约是盼望他能够顺顺利利地成长，不仅身体健康的，而且人品高尚，像芝兰一样高洁。

　　我小时侯，每当听到周围的人叫父亲“健芝先生”时，就感到特别高兴，认为父亲像老师一样受到别人的尊重；还有叫父亲“二先生”的，听起来也比较习惯；我最不喜欢有人毕恭毕敬地称呼父亲“二老爷”，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总觉得看起来不顺眼，听起来也不顺耳。

　　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生日是农历六月初六。按中国的民俗，六六大顺，可是他的命运却充满坎坷和波折，见不到大顺的痕迹。父亲幼年时，体弱多病，童年便少了许多欢乐；青年时，虽然家境尚殷实，生活上还过得不错，但封建礼教的桎梏，让他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很大的束缚，理想和抱负得不到施展；中年时，遭遇战乱和动荡，虽有文化，也从事过文秘、行政人员之类的职业，但忠厚、软弱的本性，以及他根本不谙世道险恶，盲目的善良，加上文人的书生习气，既不懂得经营管理，又缺乏组织才干和能力，从而使他在事业上累受挫折，命运上坎坷多舛，甚至差一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晚年时，又赶上政治风云突变，在冷酷的阶级斗争中，在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既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在贫困交加中，苦苦捱到生命结束，终年未满五十岁。　他的一生，多灾多难，尤其晚年几乎没有过上几天舒坦的日子。早年虽然生长在有钱的阔气人家，但他并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别人死活，只管自己花天酒地，不管家庭孩子，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人。因此，父亲其实并未曾享过多少福，至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父亲的人品好，正直而善良，不论环境如何，他都能用平静的心态看待一切。风光时，作为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的富家子弟，他从不盛气凌人，也不张扬跋扈，更不会欺压穷苦的老百姓，相反，他倒是同情怜悯这些弱者，总想给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落魄时，定为剥削阶级份子，成为专政对象，带着生病的虚弱身子，去干从未做过的体力活，在寒冬腊月的霪雨中，穿着草鞋踩着泥泞去修堤筑坝——即使这样，他也从不怨天尤人，埋怨环境，记恨他人。看上去懦弱的父亲，无论遭受任何磨难，也从不在我们面前表露出他的痛苦和悲伤，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去忍受……每当想起父亲的那般情景，我心里就难受……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始终有一位贤淑温良，关心体贴他的伴侣——我们的母亲，长年累月地和他在一起，互相扶持，相濡以沫，同甘共苦，风雨兼程地度过了这一生。

二

　　父亲的为人处世，一辈子始终贯穿两个字，“仁”和“忍”，仁义和忍让成为他立身之本。我们的曾祖母和祖母在她们的一大群子孙中，最喜欢的就是我父亲，她们所看中的，想必也是父亲的这一优良品德。　

　　抗日战争前，祖母还在世时，很是疼爱自己最小的女儿——我们的小姑姑，临终时，放心不下小女的未来，考虑到她的归宿，特地将我们的父母亲叫到床前，嘱咐他们今后好好照料小姑姑的生活，并且日后为她找一个好的婆家嫁出去。谁知世事难料，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祖母去世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到了湖南，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全家人在战火纷飞中逃难。

　　在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时，四处烧杀抢掠，我们的小姑姑被穷凶极恶的日本兵用刺刀顶着胸口，差一点丢掉了性命，小姑姑吓得惊恐万状，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自此以后，语言行动突然失常，大白天说胡话，手指着蚊帐的顶部，惊慌失措、无比恐惧地喊着：“火！火！”后来，虽然病情稍有好转，但言行举止还是处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状态，好端瑞的一个人便成了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精神病人。自祖母逝世后，父母亲遵照她老人家的托付，尽心竭力照顾小姑姑，二十多年，让她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年间患痢疾病故，可怜一生，终身未嫁。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父母亲忠实地履行祖母交待的事情，一直将小姑姑作为家庭的一员，责无旁贷地照料她一生，竭尽所能，呵护着这个最小的妹妹。　

　　一九五零年，我们全家住在湘潭县易俗河的烟塘。那时，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我家因有百多亩田产，被划为地主成分。抄家时，从我们居住的阁楼里，搜出两个装着贵重物品的盖箩（湖南的一种竹编上漆家俱，腰子形状，箩筐大小，有盖，上下两层，盛器物用），放在我们家的天井中，土改工作人员站在旁边，一边清点物品，逐个验收，一边登记在册。

　　当盖箩掀开时，我正好奇地站在最前面，七岁的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从未看见过如此多的财宝，两只盖箩里，装着满满的手镯、头簪、戒指、项链等各式各样的金银首饰，下层则装着些珠宝玉器，还有小巧玲珑的金元宝，黄澄澄，金灿灿的，在阳光下直晃眼晴。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财物，全是祖母临终前，嘱托父母亲留给小姑姑以后出嫁时作陪嫁用的。在我们家，已经存放十几年了，居然丝毫未动。

　　今天想起这件事，仍然使我心情激荡，久久难以平靜。　

　　从抗日战争到全国解放，这段长长的动荡岁月中，可以想像，在那种兵荒马乱，战争连绵，生命都很难保障的日子里，要完好无损地保存这笔价值不菲的财富，需要操多大的心，费多大的劲，担多大的风险！

　　更让人感动的是，解放前的几年，那时我家名义上还有祖上留下的一百多亩的田产，但战乱和天灾的影响，收成很差，我们父母亲又不忍心让佃户雪上加霜，因此宁肯自己过得紧一些，也不愿逼迫佃户交租，能收一点算一点，收不到的情况也常见。全家十一口人的生活几乎全靠雇工自耕二十亩田来维持。那时家里的伙食并不好，平日里见不到荤，大概一个月才打一次牙祭（湖南话，指吃肉食），只有在插秧丶扮禾（收割稻子）、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大的活动和节日里才改善伙食。当时，我们兄弟姊妹上大学、中学、小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读大学和读中学的哥哥姐姐大多住读，每年开学前总要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能凑齐学费，以至，连父亲看病的钱都没有了。父亲常常苦笑着解嘲：“欠人家的债还可以躲一躲，欠你们的债是躲也躲不脱的。”在如此窘迫的情形下，为何父亲那样死板地苦苦持撑？难道，不可以灵活一些，动用一点亲妹妹的财产，贴补一下家用，缴纳我们的部分学费，或者给他自已看看病，治疗一下，这总应该吧！何况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小姑姑，也决不会反对的。可是，仁义的父亲，忠贞不渝地信守着对祖母的承诺，面对唾手可得的诱人财物，竟然丝毫也不动心，分文不取。这在当时那种物欲横流、唯利是图、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实在是很难得的。

三
父亲一辈子都在“仁义”和“忍让”中生活，很少动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