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你这不是不给我面子，是藐视学校，知道吗？我看哪，你以后就是一个十足的危险分子。
在旁边的姚校长语重心长的对我说，我看过你在班会上给同学们分享过学习经验，你是可以当学生的老师，但是你还当不了老师的老师。我们讨论过了，本来要开除你的，但是你们的班主任说，你是个才子，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个人才，我们就不计较这次。你逢了一个有才华就可以施展的时代，比我们那个时代好多了。回去写一份检讨，然后在下午的校会上当着全校同学的面演讲，以亲身体会告诉他们，爬墙是不对滴。
在###上，我们那位刚刚到英国游历回来的正校长滔滔不绝的讲述着他在英伦的新体会，他面前的地上都被口水浸湿了也不舍得停下他自以为生动的讲述，自然我出头演讲的机会就被抹煞掉了。在那场流产的我一直准备着腹稿的演讲里我准备讲，首先，爬墙不能有效地锻炼身体，在这一点上，跑步比爬墙效果好得多；再则，墙的那一边就是停尸房，如果过去惊扰了本已安睡的尸体，就会受诅咒的；三则，爬墙一点都不好玩儿，弄不好要被逮住，再弄不好还要被送回家，还会又被开除的危险。我的腹稿里没有做最后总结，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把墙砌起来，如果没有人去爬，那么砌墙还有什么意思呢？然后我自己回答，所以，墙还是需要人去爬的。
错过了这样一个成就大名声的机会，我遗憾了好一阵子。那一年的高考，我的数学成绩继续跟语文成绩保持着遥远的距离。我的兄弟何不言数学很好，他就轻而易举的去了京城。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要招安我，我去南宁看了那个长了一个相思湖的学校，那个学校里的女生跟高中女生没什么区别，我沿着相思湖走了两圈，我在想，这个湖的湖水太浅了，不足以容下我这条龙。然后我就只身一人扛着沉重的行囊，沿着很多年前我的前辈鬼子走过的路线一路北上、从郑州向西、进入潼关、抵达那座梦中的长安城。
到达西安并不是到达象牙塔，而是开始了与坚硬的现实生活的真刀真枪的搏斗，我是坚硬的，我坚硬的头皮一直顶到了现在。
回头想想，我当年没有进入某一所大学去念书其实是我的幸运，你看看在这个商品社会里，知识和宗教都成了物质上帝的奴仆，大学学院不过是旧货商店，人们只是为了考试在那儿买点儿东西装点自己；学院也是一个学徒商店，人们为了赚钱在那里武装自己；人们在那里学习只不过为了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学校只不过是最卑俗渺小的商业寺庙而已。一个人，只有在社会的洪流当中奋勇激流才能真正成长起来，真正的参天大树从来不是在温室里备受呵护长成的。
（伍）
前个月回到家乡去，结识了广西的很多朋友，总感觉南国多才子，南国无学问，南国的才子很有灵气，但是他们好玩，做事却不踏实，缺乏勇往直前的精神。广西的鬼子老师经过在西安的四年生活，明显就多了一分十足的底气。但是，鬼子的语言跟广西其它作家（比如东西）一样略显啰唆。鬼子说，他喜欢锋利的语言，就目前看来，在这一点上国内的作家中，余华是做的最好的。可是，中国文坛却缺少创造血性英雄的作品，红柯做了一些努力，但那仅仅是一个开端。在这个国家高歌猛进的时候，中国文坛却普遍阴盛阳衰，文学不受冷落才怪呢。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这个信仰混乱、伦理颠覆的时代更应是如此。
回到家乡罗城，发现这其实是一块生长着英雄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有过三个黄浦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以及数不清的各行各业的精英。罗城有三尖，山尖、筷子尖、笔头尖。这是一块出文人的文脉宝地。包玉堂、鬼子、常建钧、何述强……这些广西文坛的风云人物都出自这里。
我是一个纯粹的仫佬族人，我们上寨屯曾经是一个只有十八户人家的小村庄，却连续九代出官，管辖方圆数十里的地盘。经阿爸指点，我就明白了其中原委，从火门水库边上的高山上俯看我们村，就可以看到我们村后便紧靠着的山像极了一位威仪堂堂的国王，村的右边是像一只巨笔一样的直立起来的米筒山，左边是一个煤油灯一样的矮山，村庄正前面的两侧分别立着两座像门一样笔直而立的两扇巨山，右侧的那扇门下凹下一汪池塘，那汪池塘就是墨池，两扇门之间是无限辽阔的土地，一直蔓延到连绵不断的群山跟前，在这里肯定要出一个一手拿着巨笔，另一只手拿着煤油灯的人，他推开门去，跨过重重的山峦，以文字为源泉，点起熊熊燃烧的灯火照亮世界被黑暗的欲望之云挡住双眼的人们。
南方人，离太阳近，人很聪明，但血气不足，最怕白人格斗；北方人，离太阳远，热衷厮杀。我是一个从南方杀来在北方补足了血气的诗意野蛮人。
人们对中国的文坛已感到濒于窒息，更新血液正是时候。期待了那么久而迟迟未能盼到的身上混合着摩西和撒旦血液的文学救世主，将裹挟着南方群山里灿烂的阳光，沸腾着一身的热血从中国真正的南端走来。
我在大山村看着吴席爷爷的坟墓，坟墓上荒草已多，墓碑是侵入人皮肤的冰凉，我向他鞠了躬。
是夜，我站在处在我们村最中央位置的我家天台上看到夜空分成了两半，一半密布乌云，另一半无限空旷，圆月在天空中最中央的地方忽而陷入云层，忽而又干净明亮。
习习凉风中，我听到有人在唱儿歌：
前塘后塘，上寨必出王！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日
原生态妓女
中国的天才导演姜文最近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很叫我喜欢，他说：“比如说美国电影、欧洲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心态问题。美国电影的创作者和观众，它是一个勾引关系，赏心悦目、互相调情的关系。欧洲稍微成熟一点，多少有点第三者的关系，但毕竟还是梳洗打扮，喷着香水去约会。中国电影的心态有问题，我觉得必须调整，就是说我反正是糟糠，跟你过这么多年，睡不睡也得睡，澡不洗，头不梳，往床上一躺，先跟你聊柴米油盐，怎么糟心怎么聊，那能舒服吗？您太折磨他了，他必须跑。我们也看到有的片子，糟糠也梳洗打扮了，涂胭脂抹粉，猛一看是一个新女性出现了，结果一上床聊的还是柴米油盐，啊，完全没有荷尔蒙了。”
这用来谈论文学又何尝不可，其实中国文学跟中国电影一样，也是有心态问题的。老有一些人对一些好看的、读者喜欢的书横加指责，说这个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啦，这个这个又不健康啦，这个这个写法毫无新意啦。。。。。。啦啦啦啦。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些人为之摇旗呐喊的什么纯文学、严肃文学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难道纯文学、严肃文学就一定是好东西吗？其实像什么通俗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这样的区分是毫无必要。这样的东西只是一些人用来忽悠人的。
我们现在所公认的经典，比如说《红楼梦》，《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等原先都不都是俗文学吗，何况这些书至今仍然是畅销书（当然《金瓶梅》人家不让卖）。巴尔扎克在中国文化人来说是个严肃作家吧，可是孔庆东曾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法国的女编辑来跟他们做交流，人家问，你们在研究我们法国的什么作品，孔庆东就说，我们研究巴尔扎克。法国女编辑就惊奇地说巴尔扎克在我们法国是个通俗作家呀，你们研究他来干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公认的连读都要人头大的二十世纪的两部所谓严肃文学巨著《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在当时那个时代也是相当畅销的。所以，我们不要以看到什么书畅销，就去诋毁它，站在对立面说这个书根本就不怎么怎么地。这有一种眼红的要把别人灭之而后快的恶毒心态。
我们再来看那些所谓的严肃文学吧，连文学硕士都看不懂得很多现代诗，一些玄乎玄乎的散文诗，一些拧巴得不得了的散文，还有很多形式大于内容的小说。仿佛东西写得越让人看不懂就越牛逼。有些人会说了，难道你要我们去写像那些什么玄幻呀，言情呀什么东西吗。我只能这么说，好的东西从来都是从一大堆垃圾中拣出来的，你老想着写好东西，说不定写出来的就是垃圾，那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先把文章写得让人看懂吧，这是基本的要求。至于其它的那就要慢慢再练了。
就我看来，诗歌原本应该是诗人的梦话或者醉语，诗歌应该像酒，醇厚而甘冽，能让人喝得了，但绝不是毒药，用来吓唬人或者喝死人的，同样也不是凉白开，凉白开谁都会烧，还要诗人来干什么。散文其实是在跟人聊天，东一下，西一下，天南地北的神侃，或者像跟人骂架，怎么爽怎么骂，或者像爷爷跟孙子吹牛那样回忆一下好汉当年勇，好汉当年的酸甜苦辣。小说原本就是像一个脑袋里装满故事的老人在给人们讲故事，编出一个原本或有根据或没有根据的东西，让听众听了入迷，至于故事老套不老套，生动不生动，精彩不精彩，感人不感人，那完全靠讲故事的人自身的编造能力了，编造能力的强弱来自于他想象力的大小。
作者本来就应该是读者的情人，或者把读者当作自己的情人，应该梳洗打扮，喷着香水通过文章跟读者约会，你在跟读者调情，读者其实也愿意跟你调情，作者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沉迷于文章本身的酸甜苦辣，读者在读的时候也会体会到文字背后的酸甜苦辣，就像你在跟情人有意思而真诚地倾诉一些心里话，情人自然也会随着你的讲述或微笑或哭泣。
有一些人在提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流派那个流派的。其实统统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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