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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读书与瞌睡（4）
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通经过既定的教育形成一套你不用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教育需不需要革命？毛泽东早就说过：“教育要革命。”他先知般地看穿了教育的真面目、宣布了教育革命的意义。这一点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发人深省！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逃学和瞌睡是对的，是最接近真理的革命武器，是最远离恐惧的欢乐颂！
我一边瞌睡，一边继续我漫游式的“学习”。我认识的第一位广州社会活动家是李克坚（他曾在海南岛当过８年知青），我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对我讲的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广东大军阀陈炯明的一件逸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官时，他太太曾对他说他今后定会发达，但不能离开她，一离开他就要倒霉，原因是她*左边有一颗黑痣，这痣会给他带去鸿运。陈炯明也不以为然，但后来的确发达了；当他发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真的离开了他太太时，他太太早年对他说的那番话却随之应验了。我所记得除了这可笑的故事之外，就是他的好身体、好脾气、好脑筋。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黄念祖突然一夜之间发胖了，身体比原来的他大了两倍，声音也变粗了，神态依然未变，雪白的手帕仍持在手中；发胖好像改变了他一些内在性格，他比以前显得大度，纤细消失了，更像一个文雅的青年富翁，而不像先前那种好激动的理想青年。
就在他发胖的前夕，他让我认识了另一个牧师的儿子，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姚学正（他也曾在海南岛做过８年知青）。他靠快速说话的魔力和天生宿命论的感染力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我也沉醉于他口若悬河的才气和激情中。
这又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所大学的逃学高手正在设法创办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我备受其鼓舞。他告诉我已发现两个优秀人才，一个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杨小彦，他写的一篇小说《孤岛》在广州青年学生中私下流传，声名赫赫；另一个是一位青年钢琴“哲学家”袁小涛，他出语惊人、目空一切，特别以对理想说三道四而闻名（有一次《南方日报》不点名报道了他在电影院的“极端语言”行为），这个人读了很多书，７０年代末就读过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
“学习”还没有显得疲倦，它带着人与事的零零碎碎继续向前，一本无字之书在生活中吮吸着新鲜，并不讲究意义。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经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肉体考验，长头发和墨镜是必要的配备，更可恨的是一条借来的黑色领带垂吊在胸前，我患了饱满的“左派幼稚病”？的确“艺术高于了现实”，我那“无限折腾”又空空荡荡的变形记丢掉书本、冲出学校、投身社会，“自由选择”的口号暂时替代了“*集中制”，但另一个集中制的怪圈——“协会”却等着我去钻。
广州青年文学协会在１９８１年春天成立了。姚学正是协会会长，李克坚是副会长，黄念祖和我是走马观花的会员。
在另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第二次大会上，我作为一名会员领到属于我的会员证，我看见我年轻的照片像另一个人在证件的左边向我微笑，而我脸的左边被小半个鲜红的图章所覆盖。姚学正的滔滔话语正刺激着听众，也刺激着我的神经末梢。我在忘我的兴奋中与唯一一张幽默的脸说话，他叫杨小彦。我们在法国小说家加缪身上找到共同的快乐，我也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吴少秋的名字和他著名的《十三行诗》。我震惊于一个诗人１９８０或１９８１年的形象塑造。“表达”的前夜，恰恰在春天，我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缆绳下抖动着海蓝的血管
黎明滑过印第安人的海岸
……
像一个英雄的微笑
比一个英雄的眼睛还要孤单
……
——吴少秋《十三行诗》广州青年文学协会以工人的名义终于创办了一份自己的刊物《五月》，它发表了我不成熟的诗作，那是后来我离开广州回到重庆的事了。我并不因此而高兴，它们应该被遗忘而不是出现，我庆幸于很少有人能读到我那不该原谅的装模作样的痛苦，它已随着过去的结束而完美无缺地结束了。
这个协会也是当时中国众多青年协会的一个缩影、一个怪胎，一个青春杂耍的临时剧团，它代表了一个时代不成熟的怀旧、恐惧和笼统的激情。８０年代初，还是*时代的草创阶段，新秩序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还没有最终建立和运行，真理仍习惯集体，不习惯个人，青年们只好把流于表面而困于内心的生活集中在一起来处理，集中消耗他们不得其所的精力——而其中大部分是从似曾相识的童年积压下来的漫长而痛苦的精力。这精力需要经过一个混乱的、无主题的群情高涨的过滤时期，“斗争情结”终得以稀释，凉快之后就会各奔东西。不出所料，１９９０年我重返广州时见到另一番情景：李克坚在广州经商，成了百万富翁，姚学正虽壮志未酬却当上了广州一间大学的系主任，黄念祖也弃文经商去了。而我，一个诗人却在协会的中途发现了另一个诗人。这个人对我早期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７８级学生吴少秋。
二、抄诗与表达（1）
瞌睡过后，我的生活被一首一首的诗充满。我以罕见的精神投入抄诗和写诗的丰收期，特别是抄诗，我几乎抄了厚厚３０本。这些本子后来被沉入箱底，直到１９８５年，也唯有黄彦（西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借过我抄下的所有诗歌本子，他甚至发现了大量的菲里浦·拉金的英文诗（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抄拉金的诗，却写不出一首像拉金的诗）。
就像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血”：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的诗，甚至无意义的胡话诗。“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仍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的胜利。当然，也有王德威所说的抒情的胜利：“所谓抒情，指的是个人主体性的发现和解放的欲望。”（季进：《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书城》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１９８１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晖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
一天我在教师阅览室（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整个房间没有人，除了一位守室的老者）发现了一本菲里浦·拉金主编的《牛津二十世纪英诗选》，发现了拉金的其他个人诗集。拉金引起我奇怪的注意，对于正迷醉于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我来说，拉金的诗显然是不适合我的，而我却情不自禁地抄录了他大量的诗歌。其中有他第一首深深触动我的ing，此诗写于１９５０年２月２５日，后来收入他１９５５年由马维尔出版社出版的个人诗集《较少受骗者》。这首诗的结尾几行准确地唤起我的同感，我过目不忘，至今仍记忆犹新：而我，童年
是忘掉了的平淡
感觉像一个孩子
来到成人们言归于好的场景
并没有懂得什么
只懂得了那不同一般的笑声
于是我也觉得幸福还有他写于１９７４年６月，后收入《高窗》诗集中的一首，“This Be the Verse”，第一节在平静中让我震惊：父母，把你弄出来
他们并非想这么做，他们只是要做。
他们把他们的缺点塞给了你
还添上另一些，恰好适合于你的。拉金，一个平静而充满智慧的英国中年男子款款道来、从容不迫，他好像在一个随意的下午茶会上递上一个余音绕梁的老练、冷峻、诙谐的插曲。貌似平淡却充满深意，准确、具体、扎实，口语用得大胆而恰如其分，决不铺张、决不滥用形容词。他是简洁、机智、稳重的拉金，不是浓色涂抹和疯狂行吟的狄兰·托马斯。他对狄兰式的魔咒和错乱旋涡式的句法拂袖而去，或稍稍远距离地表示一点并非必要的敬意。而我那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却发狂于狄兰·托马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抄诗与表达（2）
我从１９８１年起就一直暗中注视拉金，但从来不能成为他。拉金成了我无法解开的情结，直到他１９８５年寂寞地死去（我知道他在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太寂寞、太枯燥的人，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