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一会儿对我一个肥胖的朋友，希特勒崇拜者大声嚷嚷。她跷起二郎腿不停地打着点子，似乎在当众告诉大家，她在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或不屑于这本高深莫测的书。书已经翻得很旧了，无辜的巴乌斯托斯基不知在多少少女懒散的小手中传来传去。马星临的心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疼痛、紧缩和无助，但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终生不渝的热爱和传播（尤其对少女的传播）的确令人深为感动、肃然起敬。８０年代的西风压倒了俄罗斯的东风，公司报表代替了“金蔷薇”的抒情散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坚硬地塞进了浪漫主义的生活。虽然诗人是不会退休的，金钱更不会退休，金钱的自由颂高于俄罗斯的夜莺颂，梦中的“白夜”被逼得只好与公司的发票厮杀一番，马星临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在他黑暗年龄的尾声也创办了只属于“青春”的公司。而在我与“马星临”交往的那个阶段，我游出了曾令我心醉神迷的现代派的海洋，我感到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时髦的书中，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欠缺的，会使人患贫血症，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最初的“先锋”文学满足之后，又游回到了昨日的传统（注意：这里的传统不是指中国古典传统，这一点对于马星临那一代老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们那代人有他们那代人特有的传统，即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底层或地下生活的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这是“马星临”馈赠于我的苦口婆心的良药，这些“药”在我身上也还起了一点小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科技情报所（6）
我的诗风发生了改变，有意偏向那个“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潜在地想获得更多的普通读者，暗中向５０年代的马星临或《金蔷薇》屈服。的确，我第一次稍有一点为了讨好读者而放慢了或停止了我曾经大胆而锐利的诗风。
不久，我甚至写下《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这样的诗，简直像马星临的“纤纤的金足”。这个时期我还写了大量这一类不忍卒读的矫揉造作的“伪诗”，这是我个人诗歌写作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一小段时间。那“小花”，似是而非的小花，从来不属于我生活经验的范畴；那“小花”，并不存在的小花，是传说中、书本中早已约定的、用滥了的典型经验，是传统西方抒情诗固有的以柔克刚的爱情标签。《纪念一朵死去的小花》是提供给现代主义诗人们作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首诗后来的确受到了批判，这是它应得的下场。而我的现代性却在某些诗人眼里打了折扣，被戴上一顶抒情诗人（这里的抒情诗人有浪漫主义的嫌疑）的帽子，这是我同马星临相交两个月所付出的高代价，是我生活中一个让人尴尬的插曲。
但《抒情诗一首》无疑包含了我当时生活和心情的真实写照。在我学习那个“中苏混合传统”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我一贯的现代核心。那时，我有一种一切都已结束，一切都不可挽回，一切都是烟云的诚恳的痛楚。我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我开始重新想念好久以前
我等待过初春黎明时的胆怯
等待过太多的热烈与悲哀
等待过平安秋夜的静谧
可这一切都来过了
依然是平凡岁月的流逝
……
我又重新想起好久以前
我幻想过深夜浪涛的拍岸之音
幻想过飘浮的流云单薄的身影
幻想过遥远而不知名的森林的沉思张枣曾在春风吹拂的歌乐山反复吟咏这一行：“我幻想过深夜浪涛的拍岸之音”，陷入久久的幻美和沉思。黄彦、老木背诵这首诗，享受着这首诗带给他们的温暖和幸福的力量。是的，这首诗抑制了我的极端性，扩大了我的读者群，这其中也有马星临和“金蔷薇”的暗助，但它的本质是属于我的，而不属于那个“复杂而奇怪的传统”。在这首诗沉郁悲凉的旋律里，孤独的冬夜预示了来年春天的不幸。我的无所作为而又满怀热情岁月流逝了，我曾经高不可及，傲岸独立的思想已化为“无名的雪花轻轻地下吧，轻轻地低述你寂寞的话语”。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改变的音乐已经响起：今夜我知道有一种幻想是无法变换的
就像紧强地忍受下去的四季的更替
消瘦和壮大的生息
周而复始的兴奋或悒郁科技情报所带给我生活、文学双重焦虑，统一的办公室令我头昏、失神、烦躁，我一刻也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科学》杂志、读报、喝茶、呵欠与聊天、同一格局与同一颜色的桌、椅、门、窗，准时的上下班制度、工间休息时千篇一律的羽毛球或买菜、随时可见的甩手疗法、“延年益寿”的气功或太极拳、集体食堂统一的饭菜、集体宿舍大小统一的房间、整齐的床，个人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混为一谈，个人的时间和空间被一个庞大而无形的组织掌握、管理，写诗成了道德问题，“你居然喜欢《恶之花》。”一位曾留学过美国的老模范科技工作者对我露出惊惧的表情。
终于我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永远离开了这个单位。就在这一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一场偶然的大火，真像“震颤”之火，把科技情报所这幢灰色办公室烧为灰烬。那一夜我亲眼目睹了照亮天空的壮丽大火，并没有像所里其他人那样端着一小盆水去奋力抢救。机关之“美”终于毁灭。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日文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对有关日本文坛当年的内幕、秘闻、诗人的怪癖、隐私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他还在上海见过鲁迅，送给鲁迅两条三五牌香烟，并亲聆过鲁迅的教导。”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有一股近乎璀璨的疯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像日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地把张枣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四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１９８４年４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二、从长沙来的张枣（1）
在一个寂寞而沉闷的春日下午我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交换的声音。诗歌在４０公里之遥（四川外语学院与西南师范大学相距４０公里）传递着他即将展开的风暴，那风暴将重新修正、创造、命名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诗篇——奇迹、美和冒险。我失望的慢板逐渐加快，变为激烈的、令人产生解脱感的急板。
１９８４年３月末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彭逸林熟悉的声音从我家黑暗的走廊尽头传来，我立刻高声喊道：“张枣来了没有？”“来了。”我听到了张枣那紧迫的声音。
从这天下午四点一直到第二日黎明，有关诗歌的话题在转瞬即逝的春夜绵绵不绝。我们像前辈诗人芒克和多多一样继续着一场新的诗歌决斗。他不厌其烦地谈到了一个女孩，谈到了岳麓山、橘子洲头、湖南师院，谈到了童年可怕的抽搐、迷人的冲动，在这一切之中他谈到诗歌，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以及注定要死亡的爱情……一个痛惜时光流逝的诗人，一个被死亡、青春、瞬间笼罩的诗人，一个孤独的年轻漫步者，他已来到重庆的歌乐山。
交谈在继续。诗篇与英雄皆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
在半夜，我打开了窗户。校园沉寂的芬芳、昆虫的低语、深夜大自然的停匀呼吸，随着春天的晚风吹进了烟雾缭绕的斗室。发白的蓝花点窗帘被风高高吹起，发出孤独而病态的响声，就像夜半人语。这时他在一张纸上写下“诗谶”二字，并画了一个圈将它圈上；接着他又写下“绝对之夜”，并在这四个字下面连续划出三道有力的横杠。我们的友谊（本该在半年前就开始的友谊）随着深入的春夜达到了一个不倦的新起点。说话和写诗将成为我们频繁交往的全部内容。他在一首《秋天的戏剧》中记录了我们交往的细节：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