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年代初，像全国所有大学一样，南充师范学院不无例外的有一个诗社。万夏是诗社社长。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无依无靠、动辄反抗的诗歌别动队队员。其中有不可能默默无闻的强大的马松，有中国的“莽汉”第一人——一个诗歌圣战中的英雄，一个天才般的极乐行刑队队长——李亚伟。一所不知名的学校在日夜酝酿着几个具有神化色彩的新时代的诗人。让我再重复一遍这几个人的名字：万夏、李亚伟、马松……他们自身的骚乱正体现着文明的骚乱。
在此，让我们简单推进一下这群诗人的生活快镜（这快镜与缺乏儿童好动症的７７级、７８级是迥然不同的）。逃学、瞌睡、狂欢、吃茶、吉他与歌唱、猎艳、打架、变卖衣服、借债远游、考试作弊、写诗……
“中毒”的青春激情正遭受现实生活的痛苦压力以及超现实的想象的双重折腾。这两股力交织着、抒写着他们最早的火红诗篇——那献给无人拥抱的绝对美人的诗篇。正如李亚伟所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在应该给我们方向感的时候正在打瞌睡。”
很快，南充成气候了，诗歌突然在这里——这出产偏僻美女的圣地生长了。它像五月的麦浪，在一场大风中摇荡着它年轻欲熟的身子，在正午的艳阳天形成一片璀璨夺目的闪光带。它向大地、向天空、向祖国猛烈地传送着初吐的刺鼻的芬芳、肉感的暖烘烘的气味。很快，这理想的麦浪进入操作的收获期麦浪。
万夏、胡冬（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生）、廖希（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三个人于１９８２年暑假在成都“策划”了第一次诗歌新麦的收割仪式。尽管这场“策划”并非出于刻意，但它确实在冥冥中成就了“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这是一场关于青春与追逐的故事，“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因为一次说不清楚的幽会（或者说想象中的幽会），才偶然地走到了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个晚上”，杨黎在他的*《灿烂》里这样写道：少女帅青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是万夏中学时代的同学。１９８２年那个炎热的暑假，已经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万夏，兴奋地敲开了他的女同学的门。像他那个年龄的大多数人一样，带着一种可能的冲动。仅仅是一种冲动，青春的，没有其他任何的意义，甚至没有目的。她对他说，晚上我们在国营冷饮店见。她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后来的事情。。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3）
而后面的事情，就从那天晚上的聚会开始了。
胡冬作为万夏最好的朋友和诗友，陪同着万夏一起去了那间国营冷饮店。这种陪同在我们那个时代是非常正常的，甚至也是必要的。而廖希，作为少女帅青的男朋友，也被帅青叫了过来。……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国营冷饮店，就在少女帅青的面前，在她青春和美丽的召唤下，坐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那次聚会是安静的。它和后面轰轰烈烈的运动差异太大了。当然，它其实也是那场运动一个合理的部分。在反抗的旗帜下，在反文化、反崇高、反英雄的激情之下，在怪异的20世纪60、70年代像一本连环画一样翻过之后，“第三代人”打一开始，就和所有的革命表现出了不同的方式。
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在怀念少女帅青。
所以，当我准备开始我的工作之前，我必须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１９９５年的冬天，在成都寒冷的街边小酒店里，胡冬半醉半醒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那是偶然的。他说的就是１９８２年夏天的那次聚会，他和万夏认识了廖希。我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更愿意这样来看这件事：因为少女帅青，使“第三代人”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本来就是喜欢美女的人。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同年１０月丰收仪式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正式演出。各路诗歌总教头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部队云集在这个太温柔、太古老、太浩大的校园里。他们正火热而亡命地讨论着“这一代人”这一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准备联合出击，联合反抗一个他们认为太陈旧、太麻木、太堕落的诗歌时代。目标：宣言；形式：诗集。
三个主要方面军在这里汇合了；成都的胡冬、赵野、唐亚平等五人代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三校诗社，万夏和朱志勇等代表南充师范学院，廖希和马拉等代表重庆师范学院、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
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青春飞行聚会，一次诗歌最红色的火线聚会。近３０名诗人聚集在西南师范大学桃园学生宿舍。学生们变卖衣服、收集饭票、腾空房间，以中国学生特有的80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欢迎这批诗歌中的“红军之鹰”。他们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锋队之歌》或《青年近卫军》之歌。
接下来连续三天：争吵的三天，狂饮的三天，白热颠覆的三天。三天后，大家正式将“这一代人”命名为“第三代人”（一个重要的、日后在诗歌界被约定俗成的诗歌史学概念被呼之欲出、敲定下来）并决定出《第三代人诗集》。万夏曾告诉我：“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
这也是一次未达最后胜利的聚会，青春热情及风头主义成了合作的龃龉。目标和形式都没有出现，两派形成了。廖希的重庆派，万夏和胡冬的成都派，三军过后没有尽开颜，而是鸟兽散……。
但最终还是决定由万夏负责起草《第三代人宣言》。看来这“慨当以慷”的诗歌麦收仪式并没有白白演出，“第三代人”已经提出来了。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这个“定位”已作为一个符码被连夜输入中国诗歌编年史的电脑。三天争吵，一个夜晚，一个“第三代”神话就这样被写进了中国的史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一、万夏：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宿疾与农事（4）
同年１２月，胡冬、赵野赴南充与万夏讨论《第三代人宣言》提纲。
时间已到达了１９９３年９月，19８２年的聚会已是昨夜星辰、别梦依稀。那些早期诗歌战士中的大部分人倒下了，或转移了“人生战场”，少部分人获得了白银的丰收，或者说麦子的丰收。这丰收其实在19８２年年底就出现征兆了。“第三代人”这个口号，这团气氛已传给中国一个信息：北岛后的一代新诗人已快憋不住了，小老虎就要呼啸出林了。万夏、李亚伟、马松等人要热切地向这个世界表达他们的声音了。19８２年到了，该轮到另一种歌声了。万夏曾在一次喝酒中对我说：“我们当时的确觉得与以前的人写得不一样！”是的，歌声还在推迟，青春还在作最后的稍长的延误。
１９８４年之歌开始震撼人心，我们的耳朵却早已准备好了。
１９８４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没有一个明显传统（隐匿的传统是有的，如明清士人的交游与尚侠风气，这于“莽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来承担诗学的风险，他们只能以诗歌偏激的朦胧触角决定一赌。一锤定音，一赌成功！胡冬写出《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打击乐》、《莽汉》等，“莽汉诗”最早一批杰作出世。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就在这个春节，在这个写出“莽汉”诗的同时，万夏立即写信通知李亚伟，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诗歌革命的第一枪已经打响，进军就要开始。几天后的南充。酒店。万夏向李亚伟和马松朗诵在“无聊”的春节中他与胡冬写下的“莽汉”诗，仅仅一刹那，李亚伟沉睡太久的“莽汉”洪流冲开闸门甚至掀翻河道，恣肆汪洋，席卷八方而又顺理成章。
一夜之间，南充师范学院所有诗人在万夏、李亚伟的指挥下，以超速的进军号角卷入这一“莽汉”革命行动，行动目标：攻下“今天”的桥头堡，天使不须望故乡，只许飞行，再飞行。一捆一捆的“莽汉”诗被制造出来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弹被投掷出去了。“莽汉”诗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莽汉”的肇事者万夏、胡冬却只当了三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李亚伟和马松的莽汉热血却越燃越炽、越烧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远。
整整２４年之后，或者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已看清了“莽汉”激情。它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与“道”的对抗、“理想”与“理想”的交战，“莽汉”是生活、肉体对“道”的重创，对“道”的焚烧。尽管“莽汉”主帅李亚伟看上去有些羞涩，这与他的诗和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更秘密来源的一面却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从来没有丝毫表现过对“道”的挑战和迎战的妥协性。他质朴无华、挥舞铜锤迎面打来，奔向更为广大的生活，从南到北彻底拒绝了经济学和精神玄学。
“莽汉诗”就这样成了青春的重金属摇滚乐，成了硬要一头撞过去的惊人之举，成了肉体本身的剧痛，成了时代的迷惘、毁灭的大冲动。他们要挣脱焦虑和束缚、痛打压迫、高歌自由，他们年轻的呼吸真的不够他们出气了。他们要求生活不仅仅是大无畏，而且也应是大牺牲。正如李亚伟本人所说：“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哭。我反复打量过８０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操作，多少次都面临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