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卫生间），那用于写字的书桌尤其奇特，是按照人类的肾脏形状制成的，桌子很大，一个木制大肾占了房间的一半，后面一排扎实的书架，医书、生物书、流行的哲学书、甚至还有几本畅销杂志和“*”时期听厌了的旧唱片（唱片的颜色不是红色、就是蓝色），书桌旁边，有一个阴凉的花瓶，里面插了几枝深色闪光的山鸡的羽毛；书桌对面是一大堆看上去又重又黑的音响设备。可以想象，庄主是怎样伏在这巨大的木头肾脏上思考着人类的日益坏死的肾，或在革命歌曲的音乐声中满含热泪解剖着寻求着医治人类“忧郁、愤怒、怪癖、不良的”肾脏……春天的夕阳透过简陋的玻璃窗户在他孱弱、憔悴、绷紧的外表上投下一道阴影，有时我会听到他正义的叹息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皂角山庄（2）
晚间是亲切的，皂角树下是我们吃酒的佳景，一边借酒谈天，一边任春风拂面，时光和着山风吹动巨大的皂角树来到我们身边，哗哗的夜声从此传出又飘了回来……还伴着一群近邻的老妇人的念经声，有时还可凭着星光见一条疾如闪电的黄狗英俊地叫着向山上奔去，有时会有一个学习抽烟的少年在暗夜中向我伸手要钱，我看不清他的脸，只觉脸尖，戴一副近视眼镜，两眼闪亮、细小如豆。这一切都使我心安理得，感到满足，仿佛一时真的成了古人，居于绿水青山之间，一杯茶、一壶酒、一间茅屋足矣……不学今人非得要占有一大堆外物（如：电视、电话、电脑、电冰箱、电唱机之类）才能安慰心灵，做到气静神凝。相比之下，我也并非“高人”，只是量力而行，以求身体舒适、并不求精神的纯粹。山乡生活恰好适宜于我的性情脾胃，明天我可能是“一堆灰、一个影、几句谰言”，而今天我却是这个春夜的享乐者，酒约黄昏、纳着夜凉、闲话好时光……庄主也离开了他工作的肾型桌面加入我们和平的晚间春谈，这时他会忘掉“坏人、疾病或肾……”。我会不禁朗诵一首我自己最喜欢的诗《夏天还很远》（一首以我父亲为原型的诗），这诗伴着昆虫的夜鸣让我追忆年华，继续深深地凉爽下来而不像我永怀青春的母亲热烈起来……“一日逝去又一日”它安慰了我，也安慰了我们以及这个偶然的夜晚。《夏天还很远》是我系列夏天主题（母亲是夏天的绝对主角）中，唯一一首与父亲有关的诗，尽管其中有两行我那熟悉的神秘的忧愁：“左手也疲倦/暗地里一直往左边”，但全诗却夜凉如水，舒缓婉约，气氛弥漫着一种过去的（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或更早）光辉。我在这光辉中看见了父亲的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他爱穿清洁的白衬衫和干净的布鞋；他对人与事充满了习惯的文雅及亲切的专注；他是十月诞生的，自然而然，“所有的善在十月的夜晚进来”。在诗中，我想象了一座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重庆风景里的小竹楼（那是父亲偏爱的环境）：很可能就是在皂角山庄这一带，某个夏末初秋的时节，父亲携友慢慢前往，在安静的友情中悄然登临。“太美，全不察觉”，我只有在幻想中追忆，往事依稀，年复一年，“如一只旧盒子/一个褪色的书笺”，如这很远很远的夏天。
这一时期的山庄生活使我沉浸于过去的遐想，那些不相连贯的片段逐一呈现在我的眼前。我想到１９７８年初春，那时我恍如就是从这间平房（我当时所在农村的住房与这间我住的山庄的平房很相近）动身远去广州，出发前两天，一只早春的燕子速疾地飞进我的室内，它一个倏然轻旋又飞往碧蓝的春天，燕子，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称呼，它预报了我轻盈的远行，我美丽的知青岁月（我对上山下乡的体会永远是美的，山民质朴、空气清新、游山玩水、赶场吃酒、轻松愉快、极富乡野之趣，耕作与收割也合健康之道，我对农村的美感也是导致我后来两度选择去农业大学教书的原因；我的知青岁月唯一的瑕疵是夜晚的政治学习、集中读报之类）由于一只神秘的春燕飞临而“不幸”结束了。时光似乎转了一个大圈又把我带回皂角山庄——身临其境的过去，浪漫主义的乡村，这一切又那么自然而容易地回来了。我读过黄翔一篇我无比珍爱的散文《末世哑默》，他在文中所描绘的“哑默山庄”犹如我日夜居住的皂角山庄，周围尽是草、木、树、石，不远处散落的几粒房舍（全被绿意掩映）、炊烟、寂静的田园。我以幸福的目光久久地注视这一切，直到发现这一切又久久地幸福地注视着我，在凝视中，一些过去的亮点正一闪即逝：我似乎看见我多年前我的父亲唯一一次莫名的泪水；看见一个昔日我暗恋的女中学生，我怎样心慌意乱从她身边走过，而她随着忙碌的岁月渐渐发胖，提着装满蔬菜、肉食的菜篮匆匆向家赶去，消失在茫茫下班回家的人群中，须知，她可差一点就成为一名优雅的芭蕾舞演员；我想到一个诗人的命运，诗人在这个大地已失去了他昔日的心愿之乡，连俄国这个诗人最后的天堂也消失了……我也想到促成我写这本书的１９８９年，钟鸣不断地鼓舞和催促，那一个夏日，在青城山一间幽暗的旅店，我们彻夜谈论着一本书的美，回忆之美，人与事之美……而生活对于一个诗人永远都难落到实处，那实处早已落到他幻美的心灵。
五、皂角山庄（3）
而山庄——我心中最后一个田园，在１９９２年暮春全面消散了。一个更早的春天，一个我称之为“左边”的春天，我曾满怀幸福的痛苦经历了它，但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它。一个更强大的春天来临了，它吹灭了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春天。山庄主人彻底放弃了对“肾脏”的偏爱、沉思和研究，紧急投身春天的“市场”，念经的老妇人也去老君洞赶制面条，叫卖于游人；戴眼镜要钱的少年身穿牛仔裤问我要不要打火机……生意兴隆、山庄荒芜，布店、酒店、肉店、鞋店喧闹于黄桷垭昔日冷清的街面，悠闲了几代的山民也放下茶壶直奔大城而去。我也告别了皂角树，带着刚做完的一场春梦下山重找事做。
在这一年（１９９２），一个新的时代以它开始成熟的、定型的面貌出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以及每一寸广大的空间里。确是一切都变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光在这里除了物质的热，就只剩下“在血盆里抓饭吃”（重庆人的口头禅，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人为生存拼命的样子，那可是六亲都不认的样子呀）。最终某种必然性征服了我们反复无常的冲动，冲动暂时服从了“物”的流通规律。如果文学不能天天革命，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触手可及的生活，我们已来到生活的路上，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从右边出发了。
但一切已不可挽回，我早已被那“神秘的下午”注定，成为了一名诗人（这在最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回想过去我经历了各种可怕的风暴，而多少次我险些毁灭，如今我仍安好，值得庆幸），因此生活的危险亦是常情之事，毋需多说，就让它埋伏在前面，无声或大声地等着吧。此外，我亦切身地感受到谁选择了当诗人谁就选择了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成了一件自我折磨的工作……虽非多余而令人难堪。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犹如这已无人居住的皂角山庄，犹如一口幽单的干枯的水井……而公社（我曾同戴定南、郑单衣、萧开愚详谈过），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山乡生活却永远悬在空中，成为告慰我们灵魂的天问。
第六卷诗歌风水在江南（９２之后）人之一生，春夏秋冬。从重庆到广州，又从广州回四川，再从成都往江南到南京，我所生活和工作过的这些城市，竟如此巧地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走向命中相连。中国当代诗歌自１９７８年肇始至今已有３０年了，在这３０年的时间里，诗歌风水可谓变动不居而又高潮迭起：先是北京“今天派”以其英雄之姿隆重登场（１９７８—１９８５）；接着这股气脉被四川接引，很快，川人就以巫气取而代之，并迅猛地在中国诗歌版图上形成另一格局（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再接下来，诗歌风水又往东移，而后抵达江南这片锦绣明媚的大地。江南诗人终得以将万古常青的灵气突显并为我们贡献出另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
左边第六卷诗歌风水在江南一座城市有一种方向，一次运动有一种风貌。每一次呈现（或转移），个中都深蕴了难以厘清的复杂关系和细节，如果有人愿意持续地探究各种因缘际会，那这将是一项重大而有意义的课题。但是，在这里，我仅仅只想呈现它们，正好像我们生活着，而没有说起缘何去生活。发生的已经发生，而未曾出没的也在俟待时机。但是每一次出现，它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消失。甚至可以说，每一次出现就是为了消失，而消失是为了下一次的出现。激情灿烂的北京时代过去了，酣畅淋漓的四川诗歌发生了，接下去是什么，它是否预示了另一个新的时期，或者仅仅只是上面两个时代的重复。如果是另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它的新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从１９７８到１９９２这十余年里，诗歌在经历怎样不同的变化。因为它是另外的一面镜子。如果说，它重复了这十余年，那么就是说，这十余年已经成为一种风水气脉，绵久地横延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诗歌却从来就是旧的，但旧的也就是新的。重复和更新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的辩证法，正好像每个城市暗中呼应，而又各有千秋一样。
五、皂角山庄（4）
这是一个简略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但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