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商业最为发达、平均经济文化水准最高、对外交往最为密切的大城市，有着最为兴盛和成熟的电影市场及制片业。20年代中期，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已近40家，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影片公司数量也在市场利好的刺激下暴增至一百数十家，出品数量一跃而过百部。
上海的电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0％以上，票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以上，一部投放市场的影片能否收回成本直至盈利，基本依赖于上海市场。上海电影业的这一至尊地位，历整个民国时期从未动摇。而江苏电审会成立时，江苏全省（不包括上海）的电影院数量尚不超过10家，同时没有一家电影制片机构。上海的各种社团组织化程度较高，传媒也较为发达，要求进行电影检查的呼声基本上通过它们而公之于众。与江苏电审会成立的同时，淞沪警察厅制订了《取缔影戏园规则布告》，规定电影院开演影戏前，须将剧本或说明书送警察厅审核，“如有奸盗邪淫妨碍风俗之影片，应即禁止开演”，至于全部还是部分禁映，由警察厅“按其体裁临时酌定”。同时规定，影院男女宾座位不得紊乱，放映时间以晚12时为限。警员可随时在场监视，凡违背本规则者，依其情节轻重，分别依法处罚，或勒令停演闭业。1米1花1书1库1 ；http：//__
限于资料，此布告执行的具体情况尚不详。该布告的基本点仍着重于电影院的管理，且并无与江苏电审会的实际联系，警察权力与电审会工作之分离，不能不影响到电影检查的效用。
就江苏电审会的工作而言，基本上仍为民间组织的性质，成员多出于教育界，所考又多从电影的教育功用出发，审查标准较为宽泛与宽容（可以《张欣生》的审查为例），缺乏实际效果。在见之于传媒的报道中，没有表明该会曾审出“有害”影片。
据见之于报道的资料，除了《张欣生》外，明星公司的《顽童》与《劳工之爱情》两片，其中偷果一节，被认为可使“儿童受不良之影像，应予劝告酌改后，合于标准第二条”。但我们未见审出符合该会标准第三条影片的报道。而且电审会的审查基本上是在电影上映后而非上映前，与电影检查的初衷仍有一定距离，实际功效显然有限。虽然该会审查标准里有“请官厅干涉”字样，但我们并未发现官厅干涉的具体事实。
传媒有过官厅干涉电影放映的报道：“上海市公所李总董，访悉拱宸门大境路世界影戏园映演模特儿，攸关风化，昨已知照税务处，饬传该园执事凌建南到所问话，着将模特儿影片撤除，不准再演。”但此事似与江苏电审会无关。正因为如此，各电影公司对这样的审查并不重视，江苏电审会的工作也被一些论者讽为千篇一律、似是而非的“老学究的朱批”，“在组织的方法上，不能令人无言；在审查的方法与态度上，则殆属剌谬百出”；“条例既如此简单，而出席委员又只要三人以上，审阅之后，不过加几句考卷式的批语，结果甲等占三分之一，乙等占三分之二，丙等简直没有，于是有的公司敷衍面子，送请审阅，有的公司置诸不理，这样一个不完备、不健全、半公半私的审查机关，自然毫无实力，难怪制片公司对于它也不加可否了”。
较江苏为后，1926年2月3日，浙江省会电影审查会在杭州成立。根据该会章程规定，该会由教育、警察两厅合组（教育厅会员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担任），设主干二人，干事六人，两厅人员各半，经费亦由两厅筹拨，每两月开会一次；“省会各处制造新片，及公开映片，一律须经本会审查预演一次，经审定后，给予许可证，方准租赁开映”。另据该会《审查规程》规定：“省会各场所公开电影，每逢新到之片，最迟须于开映前两日，报告本会，通知开映时期”；“新片开映之当日午前九时起，本会轮推审查员二人，到场审查”；“预映完毕，如片中情节动作字幕布景等，有违背善良风俗或妨害公共秩序者，审查员得知照该场，嘱其删除，并将删除情形，记明于许可证中，其情节太坏，无从删改之片，不给许可证”；“前项审查结果，审查员意见各执时，准其暂行开映，但须将各人意见，作成书面报告，于开常会时，提出讨论”；“审查完毕，当填许可证，由审查员具名盖章，给发该场，悬挂于警察席中，倘有不依许可证删改情形而开映者，由该管警察署随时令其停映，并依法处分”。浙江电审会是目前所见资料中，体例最为完备，检查实施程序最为具体，并与警察权力相结合的省级电影检查机构，因而该会较具典型意义上的电影检查功能，
唯其电影检查标准仍较简单，而且由于缺乏后续报道，我们对其实际检查工作如何进行不得而知。
江苏和浙江之外，其他省市也有关于电影审查的规定。
第8节
1921年9月，天津警察厅发布训令称：“各电影园所演影片，则大率不外奸抢掳掠，且有为西欧所禁演者。似此情形，不惟有失戏剧本旨，抑且妨害风俗，均应从严取缔，以维将来。嗣后无论开演何项文明新剧或电影，均应事先将戏曲脚本或电影片送交该所，先行审查。如确系有益社会人心，不悖善良风俗，方准演唱，违则重惩。案关风俗人心，不得稍涉瞻徇，致干未便，仍将遵办情形，随时具报。”同月，天津教育厅厅长谕：“近来津埠各电影园所演之片，往往离奇怪诞，风化有关，幼年学生，每值课余之暇，结队往观，为害于身心者最巨。令即严加禁阻，以免德育上受无形影响。”1923年6月，直隶省长王承斌又发训令称：“近日多有诲淫诲盗之影片，如《阎瑞生谋害莲英》、《张欣生谋产》等片，虽系上海实事，然其人则流氓贼子，其事则残害杀伤，自应一律严禁，故昨通令所属各机关查禁，以维风化云。”
1916年3月，广州市警察局通过《取缔影画戏场规则》，规定：“凡诲盗诲淫、败坏人心风俗、伤碍友邦感情画片，一概不准影演，如违重究。”1924年广州市教育局通过《视察戏剧规则》，规定：“凡有伤害风化之影片剧本，一概禁演。”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后，1926年6月，广州市教育局通过《取缔影画戏条例》，规定：“各画片如有违犯下列各项者，应禁止其全部或一部：1。有反革命意味者；2。有损国体或民族人格者；3。有政治煽动的说明文字者；4。残忍杀害或诲淫诲盗者；5。过于神怪能导人迷信者；6。有诈术骗术意味者；7。广告上用不正当之标题者；8。说明之文词污秽者；9。有关于花柳病或堕胎等表演者；10。其他关于危害社会治安或社会道德者。”
在有了各地的电影检查初步实践之后，中央层级的电影检查制度也在酝酿订立。
192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发出通令称：“近日各省埠电影营业日渐发达，各电影剧场经理人，因谋营业发展，关于租赁之影片，率多趋重情剧，描摹青年男女恋爱情态，致使观者欲狂，窃生效慕之心。其次则为杀人放火，路劫盗抢，以及诱骗等情。此等剧片，使青年观之，实属败坏道德，有伤风化，害及公众思想。内部有维持风化，规正人心之责。对于奸盗淫邪之剧片，亟应严加取缔，以端风化，而维社会治安秩序。因电影营业，属农商部主管，特咨请农商部，会衔咨行直隶省长，饬警随时赴各剧场检查，凡各园新到之片，须经官厅检阅许可后，方准开演，不得自由开演。现北京已经实行，故令天津县设法取缔，但此种剧片，多在租界开演，恐非中国警厅所能制止耳。”
1926年2月，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成立了电影审阅会，在呈请教育总长审核时称：“影剧一事，于社会教育关系綦重，其良者固足转移风俗，裨益社会，而稍涉偏激，亦易滋流弊，不可不详加审核，分别奖禁。”该会拟出了《审查影剧章程》共10条，规定凡国内外编演影剧“均须经本会审定后方准映演”，有下列情形者“予以褒奖”：其事实情形深合劝戒本旨者；有益于各种科学之研究者；于教育上确有补益者。有下列情形者“应禁止之”：迹近煽惑有妨治安者；迹近淫亵有伤风化者；凶暴悖乱足以影响人心风俗者；外国影片中之近于侮辱中国及中国影片中之有碍邦交者。有下列情形者“得令其裁剪或修改之”：情节乖谬不合事理者；形容过当易起反感者；意在劝戒而反近诱惑者；大体尚佳间有疵累者。教育总长易培基在呈文上批复：核阅所拟章程各条，均称妥协，应准照办……就目前所见资料而言，北京政府“官署”是否介入电影检查还难以遽下定论，但据《申报》载，“教部前因影片与社会风俗甚有关系，曾订定审核影片章程，公布在案。兹查各制片公司，对于此事多视为具文”。可知当时警察权与检查权的结合至少是不完全的。此项章程对电影检查标准的规定，是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初创过程中最为详尽的一次，不仅有各地电影检查标准中均有的关于“治安”、“淫亵”、“风化”、“风俗”等等的禁令，而且第一次列入了关于“辱华”和“有碍邦交”的内容
尽管国内舆论对于美国“辱华”影片多有批评，但在最初的电影检查中，并无这方面的禁止性规定。此次通俗教育研究会电审会虽拟出了禁止规定，但并无运用于实际的报道。对于美国“辱华”影片的实际禁止，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得以实现。，从而使电影检查在道德关怀之外，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意味，反映出与江浙地方电检标准的差别。
第9节
牵涉政治的电影检查可见两例。一例为1915年5月，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浙江绍兴县署以“目前外交甫经解决，内患尚未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