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叽�200万美元。这个节目为了获得对这起谋杀案的详细情况的报道权向被谋杀者的父亲卢·布朗（Lou Brown）支付了162，500美元。从最终获得利润的角度来看，这笔钱花得很值。辛普森的婚礼录像调起了观众的胃口，为11月的高收视率埋下了伏笔。 奇异的窥阴癖者？当然是这样。20世纪的后半叶，被虐待的妻子出现在电影屏幕上，女性主义对此投入的关注仿佛是为在此之前一直被黑暗所掩盖的一个幽深的秘密图景带去了一丝光明。受虐的妻子是最终的受害者——不仅被她的丈夫所伤害，还被她放错了地方没有出来的爱和她那失败的婚姻所伤害。辛普森的婚礼录像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它所提供的完美的梦幻景象与这桩婚姻将要呈现出来的恐怖形成了对比，在这桩婚姻里充满了殴打，尼克尔曾经惊恐地播打911，后来是离婚，最后是发现了尸体。 这盘录像带也提醒我们辛普森和布朗曾经是一对夫妻，他们用浪漫的仪式结为“一个整体”，缔结婚姻，为的是更好而不是更坏。几年后，当许多照片被当作证据来证明辛普森对布朗的谋杀案有重大嫌疑的时候，人们开始认为这个婚姻事实上让布朗的生活变得“更坏”了。人们看到了布朗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样子，而凶手就是那个她在加尼福尼亚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身穿白色婚纱，满怀憧憬走向的那个男人。她曾经相信这个男人会给予她爱，然而这副景象却是一张写满了痛苦的地图，她的经历讲出来也是残忍的证词。 尽管照片有许多不方便之处，一般来说它们并不会引起轰动。但到了1994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这时，被虐待妻子的肖像在文化中已经是一个现实，所以不再让观众觉得恐怖；这时，“家庭暴力”也成了人们很熟悉的一个名词。许多家庭暴力往往是由于爱的承诺才引起的。然后就会陷入黑暗，发展成各种形式的暴力——有伤害性的语句、摔东西、用手打、用脚踢，甚至是强奸。那富有魔力的三个字——我爱你——还会被说出，在暴力重新开始之前一切看上去都完美如初。 布朗与O·J·辛普森相遇的时候才18岁，那时她刚刚高中毕业。他比她大11岁，很有名气，事业成功，魅力逼人。她离开学校跟着他去旅行，对职业没有了任何计划。这对夫妇有两个孩子，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完美、甜蜜的一对。她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有一头长长的金发，还有一个做过隆胸手术的高耸胸脯——后来他吹牛说这是他“买”给她的，她还有浅褐色的皮肤，曲线动人的身体。不为人所知的是这桩婚礼里的暴力色彩。人们后来才知道，警察经常光顾他们家。在一个报警电话中，布朗尖叫着说：“他想杀了我，他想杀了我。” 辛普森最后以殴打而被起诉，对于这一点他应付得很好，付了很少的一笔罚金，他不再被起诉了，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安排自己的事务，选择他自己的辩护律师，而不是像其他被告人一样接受法庭的安排。 最后，尼克尔·布朗离开了辛普森。她的姐姐丹妮斯（Denise）对记者说，她没有早点离婚，是因为恐惧。很显然，她之所以还和他在一起是因为“她是那么爱他”。即使这对夫妇在1992年离婚后，他们还是想复合。在她去世前的三个星期，他们之间的一次和解失败了。她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想尽量和她的前夫隔得远一些。 但是即便是布朗选择了离开，她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厄运。像辛普森这样的男人把妻子看作自己占有的财产，似乎结婚证确认的是他的所有权。布朗对这一点很清楚。在她死后，调查人员在她的保险箱里发现了一些现在已经很有名的照片，上面记录的是她被殴打后的身体，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知道是谁干的。” 有许多女人像尼克尔·布朗一样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这其中的许多女人在她们的故事为人所知后赢得了不正当的名声。在尼克尔·布朗遇害的六年前，海达·纳斯鲍姆（Hedda Nussbaum）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出现在报纸和杂志的头版上，这是另外一个遭受折磨的女人。纳斯鲍姆是一个儿童图书编辑，她与自己法律上的丈夫乔尔·斯蒂尔博格（Joel Steinberg）一起生活了12年。斯蒂尔博格是一个律师。报纸在提到这对夫妇时总是说他们居住在“纽约市最美丽的格林威治村”的一座曾经被马克·吐温（Mark Twain）租住过的房子里，好像这些迷人的细节能解释为什么诺思鲍姆能够忍受暴力。 。 想看书来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2）
1988年，斯蒂尔博格因为6岁的养女丽莎（Lisa）的死亡案件受到审判，直到这时候，纳斯鲍姆长期遭受折磨的故事才开始为人所知。邻居们曾经因为听到他们家里传出尖叫声打电话叫过警察，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服纳斯鲍姆去提起上诉。当警察在1987年11月2日赶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被眼前可怕的一幕给惊呆了。丽莎因为经受了反复的殴打陷入昏迷状态，三岁的米切尔（Mitchell）被绑在围栏上，肮脏不堪，喝着已经变质的牛奶。两天后，丽莎离开了人世。 作为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纳斯鲍姆在女儿被害的那个晚上，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都无力支撑。尽管当她在受虐待的时候和丽莎在一起，但她也受到殴打的事实并不能减轻她的罪责。在审判期间，一些事实被披露出来，斯蒂尔博格曾经用脚踢他的妻子、用手掐她、打她、往她身上撒尿、把她的手绑起来挂在横梁上、把他的手指塞到她眼角里、多次打伤她的鼻子，他还把她的头发扯下来。斯蒂尔博格被判处了25年的监禁。纳斯鲍姆被判处到精神治疗中心接受为期一年的治疗，从那里出来后，她做过女佣，卖过雅芳的化妆品，还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过。 在纳斯鲍姆成为证人之前很久，认为家庭暴力会让女人没有能力做有理智的行为的看法已经形成。10年以前，弗朗辛·休斯（Francine Hughes）先是因为小说后来又因为电影《燃烧的床》（The Burning Bed）而声名大噪。1977年，休斯把她的前夫米基·休斯（Mickey Hughes）烧成了灰烬，她先是把汽油倒在了他睡的床上，然后用一根火柴点燃了床。她已经和这个男人离婚6年了，但是他拒绝离开他们结婚时的房子，而且继续要求行使他所谓的“夫妇间的权利”。她叫过警察，但是他们不想插手。所以她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件事。在审判的时候，她因为暂时性的精神错乱而被宣布无罪。在这一过程中，她被提升成了为妇女权益而进行抗争的女英雄。 被虐待的妻子在20世纪后期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60年代和70年代家庭暴力受到关注的一个结果。在此之前，被殴打的妻子并不是公众所关心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女人认为婚姻中的暴力是应该的。在19世纪早期，妇女道德改革运动之所以激烈地反对酗酒，就是因为酒精被认为是引起夫妇间的暴力、强奸和召妓行为的元凶。然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法律认为丈夫有权力“训练”他的妻子，当一个丈夫因为妻子的不忠殴打甚至杀害她时，法官经常会从别的角度来解释这一事件。 当大众文化提到妻子所遭受的殴打的时候，这一情节经常被当作是娱乐性元素的发源地。20世纪50年代，杰姬·格利森（Jackie Gleason）在电视节目《度蜜月者》（The Honeymooners）中粗俗地对他伶牙利齿的妻子说“到月亮上去，爱丽丝，到月亮上去”，这引起了观众的大笑。即使是在广受欢迎的家庭喜剧《我爱露丝》（I Love Lucy）中，家庭暴力也是被表现为一个笑话。其中有一个情节，一群女人聚在露丝的起居室里举行“星期三下午美术同盟”，最后却成了大家一起议论她们都认识的一对夫妇之间的“大打出手”的争斗。当埃塞尔（Ethel）想把聚会的主题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的时候，露丝却提高了声音，问：“难道比尔（Bill）真地把多萝茜（Dorothy）的眼睛给打青了吗？”这个问题引起了一阵轰笑。 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第一批走上电视参加脱口秀节目向公众谈论自己被丈夫殴打经历的女性。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她们的真实身份一般被掩盖起来，经常是以化名出现。为了让她们避免遭到丈夫的报复，她们的脸通常也不会出现。但是这种匿名出场的方式，其实是一种耻辱，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妻子被丈夫殴打，或者是“教训”，那么她就会被认为不是一个好妻子或者是曾经激怒了她的丈夫。 妇女运动对受虐待的妻子很是关注，在这一运动中，受虐妻子是需要社会支持的隐藏着的受害者。她还被当作说明女性在婚姻的政治沙场上处于次要的、妥协的立场的一个最方便的象征物。在妻性鸿沟缺乏更积极的妻子类型之际，被虐待的妻子成了最容易确认的妻子，成为一个将影响对妻子的理解——甚至是影响对那些不曾被虐待的妻子的理解的一个角色。 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被殴打的妻子逐渐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许多资料证实，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地带，成为妻子会把一个女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1976年，社会学家默里·斯特劳斯（Murray Straus）、里查德·格勒斯（Richard Gelles）和苏珊·斯坦默兹（Susan Steinmetz）对家庭暴力做了第一次流行病学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28％的美国家庭中发生过身体袭击。在这之前的很长时间，家庭暴力一般被谴责为是“流行病”。殴打是美国女性受伤的最主要原因，在进过急诊室的女人中有1/3是被殴打致伤。另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需要仔细照料的怀孕女性中大约有25％的人曾经经受过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 费思·麦克努迪（Faith McNulty）在1981年出版的《燃烧的床》中对弗朗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