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莲·格特凯特的律师用受虐妻子综合症来为她辩护，他们说她杀死的是让她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受痛苦的人，这个男人手拿武器而且还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格特凯特也证实说她经常被她的丈夫虐待，她已经和他结婚11年了。她说他总是侮辱她、推搡她、威胁她、掐她、揪她的头发还强奸她。她告诉法庭说她的丈夫威胁说要杀了她。她说曾经有一次他强迫她和他在一个公共停车场做爱。他的理由是“我是他的妻子，这是我的责任。”她证明说。 在谋杀发生的当天晚上，在她枪杀他之前不久，他们曾经做了两次爱，其中一次她是同意的。第二次，她说，她是在起居室里被强奸的。那个地方正好在女儿房间外面，她很怕会把孩子们吵醒。她也告诉法庭她对杀死丈夫的事情没有记忆了，因为她陷入了一种“游离”状态。当她上楼走进他们的起居室时，她发现他躺在血泊之中。 她的行为和证词让每一个熟悉这对夫妇的人迷惑不已。莫瑞是一个37岁的心理学家，看上去对家庭很热爱。没有一个人记得他曾经发过脾气。莉莉莲，在杀死丈夫的时候35岁，比她丈夫矮一英尺，体重轻80磅。她喜欢做家务，还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莫瑞·格特凯特对武术很感兴趣，这在法庭上的描述中成了一件很凶险的事情。他教他未来的妻子如何握枪，如何射击。在法庭上，关于这对夫妇的截然相反的说法出现了。她的辩护律师说他掩饰着自己的暴力倾向。法庭则认为她幻想着杀死丈夫并且对他投入工作心怀不满。陪审团也注意到了格特凯特一家在经济上的困窘。在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法庭说莉莉莲·格特凯特在他羞辱了她的做爱表现后很是愤怒。 最后，陪审团认为她二级谋杀的罪名不成立，但是杀人罪成立。也就是说，她的行为很难被理解为自卫。在接受判决之前，莉莉莲·格特凯特在监狱里待了11天。最后她自由了。她被释放这一事实让法庭的检举人朱利安·巴菲特（Julianne Parfett）说这一不把她投入监狱的决定传递出一个信息：女人们可以去杀死自己的丈夫，只要她们宣称自己被虐待，即便无法证明也能逍遥法外。 以受虐女性综合症来作为辩护理由同时存在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遭受着非人虐待又找不到出路的女性来说的确是有保护作用。然而这同时也确实是对女性提供了一种庇护。那些被丈夫殴打的女性采取反击——甚至是杀死他们——被看作是缺乏自由意志的行为。把受虐女性综合症当作为她们辩护的证据，她们的行为也就不再被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了，而是被看作是短暂的精神病发作。 如果法庭要释放一个出于自卫目的杀人的女人，最起码他们应该承认她是一个行为正当合理的有理性的人，是和男人一样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才杀害了别人。恰恰相反，因为有沃克制定出来的综合症这一说法，法庭把受虐女性的杀人案当作特殊个案来处理，这其实是有点逻辑错乱。这些女人经常会表现得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事，像魁北克的丽塔·格雷夫勒尔（Rita Graveline），她在1999年杀死了丈夫迈克尔（Michael），最后被宣告无罪。医生在法庭说格雷夫勒尔长期患有“非精神病症的游离行为症”，这是由于受虐女性综合症引发的一种状态。这并不是辩护，但这一说法变得很有名，经常被类似案件的当事人所应用。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7）
那些做事拼命、勇敢，甚至女英雄般救出自己的孩子们的女人，被认为她们头脑有问题的专家所“饶恕”。1992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伊丽莎白·施纳德尔（Elizabeth Schneider）是一个法律专家，她在文中指出“许多被殴打的女性对她们的孩子没有保护能力，因为在法官看来她们是无助的、无能的受害者，甚至无法处理正常的生活事务。如果一个女人被看作太有能力，太善于处理生活，就会与受害者的形象不符，她将不再得到信任。” 在讨论家庭暴力的时候，“好妻子”这个概念经常被提出。1988年，一项基于对有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所做访问为基础的研究证明，78％的男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会有暴力行为是因为他们的妻子没有尽到一个“好妻子”应尽的责任。甚至是尼克尔·布朗在一封信中也谈到过“好妻子”，她说：“我想成为一个好妻子，可是他从来不给我机会。”这封信在审判的时候从来没有被提及。 1989年，萨拉·桑顿（Sara Thornton）在杀死她的丈夫马尔科姆（Malcolm）之后成了英国最有名的被殴打的妻子。她是在丈夫喝醉酒后昏睡的时候，用一把厨刀把他给杀死的。案件审判期间，她的性格受到了不好的评价，主要是因为她不符合对好妻子的习惯性要求。她不善于理家，除此之外，还有介绍说她曾经三次堕胎，有试图自杀的经历，一直到结婚前她都不穿内衣裤。1990年，她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对桑顿说，当面对暴力的时候，她可以“跑出去或者是躲到楼上去”。1991年，桑顿在上诉书中写到：“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我承受着难耐的压力，这压力一天比一天更令人难以忍受，却没有人愿意关注。当我丈夫威胁说要杀了我的时候，我爆发了……我是一个现代女性，我请求得到现代的审判。”1996年在服刑5年半之后，她经过了复审获得了自由。 《卫报》（The Guardian）在提到桑顿的时候，说她是“被殴打妻子的偶像”。这个时候，她也成了一个小产业的主题。她在监狱里的时候和一个记者的通信被出版了，书名是《插上了翅膀的爱：写在监狱里的希望之信》（Love on the Wing：Letters of Hope from Prison）。她成了第四频道的特别节目《刺激》（Provocation）的明星人物。1996年，BBC电台播出了题目叫《温柔地杀死我》（Killing Me Softly）的纪实剧。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杀死丈夫的女人成了名人。换句话说，桑顿是公众愿意去移情的那个人：首先是一个被虐待的女性，然后才是一个杀人者。媒体的态度也是同情的，就像《独立报》（The Independent）说的：“为了寻找和平，她成了最初的殉教者。” BBC为自己辩护说，由桑顿的故事改成的戏剧“适合最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一改编不但把桑顿的故事做了误解，而且还把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变态当成了女性的正常状态。《温柔地杀死我》还有一个失败之处，就是把桑顿那个酗酒的、残暴的、死去了丈夫马科尔姆当成了桑顿事件最终的受害者。 那些虐待甚至是谋杀妻子的丈夫在英国法庭上也可能证明自己的行为上正当的——如果这个妻子很明显是那种“唠叨不停又蓬头垢面“的人，那这就可以成为丈夫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1991年，辛厄·比斯勒（Singh Bisla）扼死了他“唠叨的”妻子阿布纳什（Abnash），为的是让她在行使了两个小时的语言暴力可以“闭嘴”。最后，他被判处了18个月的缓刑。法官说：“因为并非是你自身的错误，你经受了很长时间的折磨。”1994年，曼彻斯特的罗伊·格治（Roy Geech）因杀害自己的妻子被判处2年的缓刑。他在发现自己的妻子和别人有私情之后，怒不可遏，拿起一把厨房用刀，刺了她30岁的妻子一共23刀。“你的头脑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所以你对于你所做的事应该负的责任就减少了，”法官里斯·戴维斯（Rhys Davies）说，“你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好性格的人，你还是一个健康的男人。”1997年，大卫·汉普森（David Hampson）因为杀人罪被判处6年监禁。因为他妻子老是唠叨，他觉得不堪忍受，就用一把锤子把她打死，然后埋在了花园里。后来他的刑期被减到了4年。在审判时，法庭听取了汉普森关于他在忍受了12年的批评和“虐待”后终于忍无可忍的说法。在最初的判决中，法官阿伦（Allen）说：“我必须记住的是公众对男性生活所持的看法，这样的杀戮即使是可以理解也是很难被容忍的。再有就是你妻子对待你的方式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些印记，影响到你对事情的看法。”同一年，爱丁堡的高级法院把大卫·斯温伯恩（David Swinburne）无罪释放，当他的妻子对他说准备离开他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的时候，他刺了她11刀。 在所有对家庭暴力的审判和阐释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空白之处。从来没有人对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做出解释。比如说，根据1998年的一份统计资料，有大约一半的16岁以上的加拿大女性曾经经历过性攻击或者是身体上的侵袭。家庭暴力之所以看上去数目惊人，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女性主义自身。正是因为妇女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兴起，才把家庭暴力这一问题揭露了出来，让妻子不再是一味地顺从她们丈夫的意志。洛杉矶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巴特沃斯（Robert Butterworth）认为许多家庭暴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丈夫们对妻子们在婚姻里想按照自己独立的意志生活而感到愤怒。“随着妇女运动的兴起，角色变化非常巨大”，2002年，他对《卫报》说：“已婚男性不再‘拥有’他们的妻子。许多男性很想远离妇女运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做不到。我认为现在有那么多美国男人娶外国新娘，是因为她们在婚姻中可以更顺从一些。”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8）
现代女性认为自己绝对不应该成为那种屈从的、被控制的妻子，所以许多在家庭中忍受着精神或者是肉体虐待的女性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实际状况。她们不愿意别人知道她们选择的人、她们所爱的人并没有对她们百般呵护，而是无休止的虐待。丹尼斯·布朗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就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