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湖地区的家，她和孩子们到温尼伯湖地区的一家专门提供给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的客栈寻求庇护。在这部片子上映以后，辛格告诉我，好多女人找到她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她们的婚姻与电影中的很是类似。竟然有这么多的女人在家庭里遭受着折磨，她被这一事实惊呆了。 大约20年后，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加拿大的国家电影协会，请辛格执导另一部反映女人所遭受的家庭暴力的电影。她一开始很愿意去做。她想每个人都会支持她这一做法的。当她告诉人们她的新计划时，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她意识到拍摄这个题目的阻力后，她于1997年拍摄完成了《你不能殴打一个女人》（You Can’t Beat a Woman），这是“另外一部关于女人受暴力侵害的电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公众不再对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感到畏缩。她已经成了一种高贵的日用品，能够促进杂志的销售，赢得奖励，让工作进步，甚至能够促进香烟这样的产品的生产。《人物》杂志曾经刊登过一则封面故事“被殴打的美女”，画面上的那些完美面孔属于一些有名的美女，她们说自己曾经被男朋友或者是丈夫虐待过。这张表很长：罗宾·格温和迈克·泰森，麦当娜和肖恩·佩恩（Sean Penn），斯蒂芬妮·西摩（Stephanie Seymour）和艾克塞尔·罗斯（Axl Rose），帕米拉·安德森·李（Pamela Anderson Lee）和汤姆·李（Tommy Lee），卡丽·奥蒂斯（Carrie Otis）和米基·洛克。 1999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用唐娜·费若特的一张照片当成其举办的全国性反对家庭暴力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精明的选择，因为在那一时期，这个公司的主要产品香烟被当成社会罪恶批判，这个公司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它在全国性的家庭暴力计划上花费了200万美元，这只占了该公司1999年6000万慈善捐款中的很小一部分。同年，该公司花费了10800万美元为香烟做广告，正是因为这一笔小花销让这个公司越过了不许香烟作广告的禁令。 出现在菲利普莫里斯的运动中的女性面孔不是被殴打的鼻青脸肿——比如像尼克尔·布朗或者是海达·纳斯鲍姆。她们被处理得适合商业目的。一张招贴画上是一个年轻美丽的西班牙女人，眼睛红红的，但她的脸依旧是完美无瑕。一个电视广告则展示了另外一个迷人女性，第一幕中她怀孕了，接下来她就在和一个小孩一起玩了。画外音则是她在叙说在他怀孕期间她丈夫对她实施暴力，以及她是怎样到避难所里寻求到保护的。最后一幕是女人和孩子在海滩上嬉戏。菲利普莫里斯的名字一闪而过，随之出现的是这个公司慷慨支持这一反对家庭暴力计划描述性文字。 在新娘冲动的最后资本化过程中，新娘的形象和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形象结合了起来。神话般美好的新娘具有的吸引力是如此巨大，显然她在让公众注意到成为一个妻子将遭遇的危险方面也是有用的。但是在新娘和受暴力侵害的新娘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联系：在大众媒体中，她们都被描述为生存在一种朦胧状态。一则为Help USA——一个专为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女性提供帮助的公共服务机构——做的广告曾经在2001年刊登在女性杂志上，上面有一张新娘的照片，她戴着精美的面纱，面对着祭坛。广告词是“我，玛丽亚，承诺爱和服从，不顶嘴，藏起我的伤口，一旦害怕我的生活就生活到街上。”接着是更醒目的话：“没有人想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幸运的是，这里有HELP USA。”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部分 爱与伤痛（12）
在2002年6月，墨西哥出生的女演员塞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身着一件结婚礼服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游行，其目的在于号召国会提高在拉丁人聚居区反对预防家庭暴力的财政预算。她对记者说，对于1999年新娘格拉迪斯·瑞卡特（Gladys Ricart）被她从前的男朋友里德费尔德（Ridgefield）枪杀的事情感到很气愤。2001年秋天，这件结婚礼服曾经被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约西亚·阿斯顿（Josie Ashton）穿着花了两个月从纽约走到了迈阿密。参加这次华盛顿抗议行动还有《嘉人》杂志的全体职员，他们身穿怪诞的白色结婚礼服的照片出现在了《嘉人》杂志的2002年的10月号上。在国会大厦进行的演讲中，海耶克提到了“传统”，这个词与“完美的”童话故事里的婚礼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很悲哀，家庭暴力在相当多的拉丁社区里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一种传统。”这位女演员这样说。 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并不仅仅是在拉丁社区妻子们遭受家庭暴力被看作是一种“传统”。在法律上，丈夫对他们的妻子不再拥有肉体或者是性上的占有权，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也越来越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妻子的自我概念本应获得一个新的发展，“妻子”这个词的意义也应得到新的界定。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出现。家庭暴力非但没有被根除，反倒在文化结构中进一步被巩固。 妻子们不再被描绘成法律制度的受害者，而是成为爱情的牺牲品。爱情是如此激烈，以致于她宁愿放弃自己的主体意识，无力去理智的行动，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成为新娘梦的一个侧面——不是童话般美好而是噩梦般凶残。 在尼克尔·布朗谋杀案的审判中，她更多地被描绘成因为爱情而遭遇厄运，而不是因为这个男人的谋杀才死于非命。在结婚11年之后，她的丈夫因为谋杀她而被起诉。把妻子当作受害者来描绘，不仅影响对妻子的理解，也会影响到对女人的理解。这也为妻子的形象开创了一种新传统——女英雄式的、复仇女神式的，她们就像社会的义务警员，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压迫和错误进行反抗。这样一种形象将会引发深广的社会影响。 。。
第六部分 倾听咆哮（1）
随着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妻子成为了一个为人们所日渐熟悉的形象，她那张支离破碎的脸庞仿佛是对已经在现代婚姻里扎根的暴力一个控诉，而那些奋起反抗丈夫的妻子们则被当作一种新的女性角色而受到欢呼。这充分说明了事情所具有的两面性：妻子作为受害者，受害者作为胜利者。有一点必须得到强调，最有名的进行复仇的妻子并不是因为在肉体上遭到丈夫的侵害。更加令人忧伤、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她们把永恒的爱当成了现代婚姻的基础，这一基础却是这样的不稳定，当昔日的诺言在刹那间就被无情背叛的时候，才是她们真正为之心碎的时刻。 被抛弃的女人，尤其是被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夺取了位置的女人，很容易成为被同情的对象，而不大容易被人提出质疑。一个号召年轻女孩走开的道德观念大行其道。为了对事情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我们只需要看看出版于1992年《第一任妻子俱乐部》（The First Wive’s Club）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这本书的作者是奥利维亚·戈德史密斯（Olivia Goldsmith）。这个42岁的作家在决定写这部虚构小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寻找出路。她觉得在她自己的离婚经历中，当财产被分成两部分时，她经受了自己一生中最大的伤痛。把这部小说写好，最好是好到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就是她能寻找到的最好的复仇方式了。 因为以前做过市场顾问，她对已婚和未婚的女人都很了解，所以在小说中她塑造了三个中年的离婚女人，她们对自己富有、有权而且很有计谋的丈夫进行了机智的、非暴力的报复。妻子的角色或许是暧昧不清的，但是这些女人心里所怀的愤怒显而易见。女性主义喜欢把女人根据意识形态的基础进行区分，但是这些被抛弃的妻子的愤怒却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 戈德史密斯写作这本书的灵感被1989年的《财富》杂志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期杂志的封面故事的标题就是“首席执行官的第二任妻子”。在这里，妻子被当成了可以“升级换代”的商品，究其本质和厨房清洁剂没什么两样。这篇文章关注的是第二任妻子，也就是那些富有权势的男人在第一任妻子无法满足需求之后，另娶的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这种光彩照人的妻子被认为是贪婪时代的一个可见象征——更能证明她丈夫事业成功、身体健康。尽管这些女人经常自己也是成功的——不然她如何能配得上她的丈夫呢？所以有时候这些女人容易被人认为性情淫荡，因为她几乎就是她丈夫雄性十足的活体广告。 照《财富》杂志的说法，第二任妻子通常并不被期望去生儿育女——尽管她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去处理丈夫从第一次婚姻中带来的那些对她带有敌意的孩子们。她的任务包括往家里介绍新的朋友、新款式的衣服，营造一个新家，为她丈夫的世界增添新的亮点。她会把新的时尚和艺术介绍到他的生活中来，还要操办一个富有情调的聚会——她应该知道怎么才能把钱花得体面而且有声有色。她应该为他的健康操心，为他制定合适的健康计划。她对她丈夫的生意略知一二，有时候这是因为她在接近他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些努力。因为第二任妻子自己经常是事业成功，她们与丈夫的第一任妻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被抛弃的女人在照顾家庭方面花费了很多年，为了丈夫的事业做出了许多牺牲。第一任妻子没有时间出去工作，也就不可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她总是忙于照顾家庭和孩子们。 戈德史密斯想讲述那些被丈夫抛弃的第一任妻子的故事，这些女人帮助丈夫奠定了事业基础，但在最后却像块破抹布一样被扔到了一边。所以她把在上东区上演的一场道德剧写成了空洞的闹剧。第一个妻子是安妮（Annie），她因为被丈夫亚伦（Aaron）抛弃而觉得备受羞辱，痛苦不堪。第二个妻子是布伦达（Brenda），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