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群中那是相当的耀眼，格外的引人注目。在前往迎宾馆的路上，只见街道上军警如林，马车经过之时，一个个都严肃认真的持枪敬礼，而被维持了秩序的路上也是人山人海，几近万人空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流传已久的革命领袖。
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于是他打开车窗，向热情的人群频频挥手并一再举帽致意。当晚，等孙中山一行人安顿好之后，袁世凯便派遣高级官员将他们迎至铁狮子胡同总统官邸赴宴。在孙中山快要到的时候，袁世凯还亲自到厅下迎接，这也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在孙中山的北京之行后，这二位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这次伟人间的握手，气氛还算热烈，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可谓是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口气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即黄兴）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惜赐教、大力匡助”！
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自然也没话说，两人在席间相谈甚欢。令孙中山感到惊讶的是，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也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谈就谈到半夜，这才一一告别。在同袁世凯的交谈中，孙中山提出：“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总统总是说好。
当然，铁路乃国家经济之命脉，特别在中国近代化刚刚开始的时期，尤其显得重要。虽然孙中山提出的计划如他的绰号一样，二十万里的铁路过于夸张而不切实际（直到1982年，中国的铁路也才达到十万里），但要是孙中山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放弃政治，一心一意的去从事铁路建设，这于国于民于己，都是一桩垂范千秋的美事。
28日，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及其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在欢迎辞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
说道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
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打铁须趁热。在场面上做足了功夫后，袁世凯随后便与孙中山等人进行了数次秘密会议，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内阁总理人选的确定。由于陆征祥去意已决，袁世凯也不便勉强，这次他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其中的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两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谅解，以顺利的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
袁世凯提出的总理人选，是跟随他多年的亲信赵秉钧，也是当时的内务总长。
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9月24日，临时参议院以69票赞成、2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顺利通过了袁世凯对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名。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
在袁世凯的盛情款待下，孙中山也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警惕。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敦促他早日赴京，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为维护稳定大局，黄兴与陈其美等人于9月6日离开上海，11日抵达北京。9日，黄兴还在途中的时候，袁世凯便宣布授予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一同授衔的还有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以表示对黄兴的重视。同一天，袁世凯发布命令，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的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
黄兴到北京后，袁世凯给予了与孙中山同样的接待规格。不过，黄兴显然要比孙中山清醒许多，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却大多不置一词。等在北京安顿好后，黄兴与宋教仁等人投入了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当中，令袁世凯颇为忌惮。
在三雄会后，袁世凯曾这样评论孙、黄二人：“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
在孙中山等人相继离开北京后，袁世凯发表了一份由自己拟定的共同宣言，在未经商议的情况下，署名却为袁、孙、黄、黎（元洪）四人。在这份宣言中，袁世凯以“四巨头”的名义提出了八大政纲，即：
一、立即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
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的这八大政纲并无不妥之处，就像民国初立之时的各种幻想一样，它看起来是如此的美好，但真正实行起来，又会如何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十一、南京留守处
二次革命
二十一、南京留守处
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中积贫积弱，仿佛一幢千疮百孔的破屋，尽管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勉强裱糊，但里面栋梁早已腐朽，因而革命党人并未动员多少力量，清王朝便轰然倒塌。
正如前文所说，清末举办新政耗费极大，虽然财政收入每年高速度增长，但仍旧不敷使用，每年的财政赤字高得惊人。当时北洋军军饷缺乏，隆裕太后是清楚的，但她不清楚的是，其实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也是囊中空空如洗。
打仗就是要花钱，没有钱就打不成仗，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当时袁世凯倒是提出让那些王公大臣们毁家纾难，捐献点钱出来，可是等隆裕太后发出懿旨后，那些主张的亲贵们也就没了声音。此所谓，“纾难人人之所欲也；毁家则人人之所不欲也”。事实上，北京城内的那些王府中，随便“毁”他几家，也够北洋军打上好几个月了，但问题是，谁愿意“舍小家、保大家”呢？清王朝混到这地步，还能不亡嘛？
俗话说得好，破坏容易建设难，不管是北京的袁世凯还是南京的革命党人，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对袁世凯来说，问题还相对好一点，因为他可以继续沿用前清的政治遗产，可以在原有的机构上继续运作；但南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完全是新生事物，白手起家，而且和原来的体制格格不入，几无生存之原土。
黄兴在赴北京之前，便一直留在南京处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北迁后的遗留问题，而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各省民军的裁撤与遣散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驻扎在南京城内及附近地区的各路军队名目繁多且互不统属，如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等，加上各地来到南京准备北伐的军队，数量达到20万以上。
这20万人，固然是革命的主力，但同样要吃饭、要发饷，还要发武器装备和日常补给，这每天的花费都不是小数目。当时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众人以为他与外国政府关系良好，能获得外国承认并借得巨款而归。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孙中山只带回了革命精神。等到一切希望都成泡影后，那些满怀希望的人不免心生埋怨，“孙大炮”之名也就不胫而走。
由此，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窘状可以想象。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来，说军饷奇缺，要求拨给二十万元。孙先生批示拨给二十万。但等我拿着批条到财政部时，库中仅存十洋。”就这十块钱，还是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拨给的（当时支援了南京临时政府二千元）。
没有钱，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日子简直就是度日如年。由于财政困难，民军普遍拖饷缺饷，每天来陆军部要钱的少则十几起，多则几十起，黄兴这个陆军总长当得可谓的焦头烂额，每日疲于应付。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等人也想了很多办法，如发行军需公债、发动南洋侨民捐款、向外国银行借款等，但筹集的经费杯水车薪，到手即尽。这时，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骚动的士兵，他们成群结队的嚷着要发放欠饷，几有哗变之势。
当时孙中山在私下谈话中也曾无奈地承认说：“倘若数日之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也将面临瓦解之命运”。没钱就不能办事，因此有人戏称孙大总统的命令非但出不了南京城，甚至连总统府都出不了。如此一来，孙中山当时非但不能发动北伐，就连临时政府都难以维持，也就只能与袁世凯进行妥协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