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
话说回来，袁总统不懂*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二十三、宋教仁遇刺
二十三、宋教仁遇刺
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但在此之前，临时参议院需要先制定《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这样才能依法办事。8月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随即便向社会公布，着手准备国会选举。
对中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 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饭要一口一口吃，*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凡有*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 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
除了这两个财产和教育限制外，女子也没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由此各省登记的选民在4000万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这同清末谘议局选举的合格选民比较，已经是增加24倍以上。实事求是的说，这个进步的幅度应不算小。
按计划，国会选举从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结束，各党派对此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早在国会选举的筹备阶段，各党派便已经展开了明争暗斗，好一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景象。
1912年10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鼓吹宪政的梁启超，这位著名的保皇派和享有盛誉的宪政启蒙主义者，终于结束了十几年的海外流亡生涯，返回国内。梁启超的归来，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制造了不小的变数。众所周知，早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人便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梁启超因寡不敌众而败下阵来，但他的改良主义宪政学说仍旧吸引了众多立宪派官僚和中上层士绅的关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指导清末宪政试验的基础理论。
在回国之前，梁启超致信袁世凯，为之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指出，此时国内的政治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军政官僚实力派；二是由清末立宪派改组而来的改良派（其中又隐然尊奉梁启超为领袖）；三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派。在梁启超的规划中，第一派不搞政党，第二派组成政党，第三派改造成政党。
换句话说，第一派掌握实际的行政权力，第二派组织政党来与第三派在议会中展开竞争。更直白的说，就是第二派帮助第一派来牵制革命派，以便第一派顺利执政，这也可以算是别出一格、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
梁启超的想法，其实认为中国当时不适合立即实行西方的*政治，而是希望袁世凯先推行开明专制，用改良主义的道路逐步推进体制革新。为此，梁启超还写了一个指导意见名叫《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这个商榷书后来也成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指导纲领。
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发起的一个党派，其中又以清末的立宪党人和旧官僚为主。1912年8月，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国民协会等几个团体合并成*党，在梁启超回国后，*党又与共和党及从共和党中分出的统一党组成联合战线，准备在国会选举*同抗衡声势浩大的国民党。当然，这种弱党间形成的结盟，在政党斗争中也是常事。
就当时的政党力量对比而言，即使*党与共和党、统一党联合，也敌不过国民党的势力。尽管革命党的两大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但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开北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都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了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袁世凯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称：“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倒是深刻揭示了*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也可以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但话虽然这么说，要真正操作起来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譬如袁世凯在听到这段话后便很不高兴，他愤愤的对身边的幕僚说：“噫！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相逼如此之甚也！”
说到底，袁世凯不但对什么国会、什么立法权、什么政党内阁毫无概念，就连监督政府都视为离经叛道之事，这也是传统的专制政治所无法理解的事情。看来，教育领导在民国初年可真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
大总统不知道什么是*和选举，下面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譬如说竞选，各政党除了*演讲、宣传政见外，更多却是倚仗地方机构和行政手段来控制选举。譬如在湖南选区，国民党便在选举前将各县县长大多调整为国民党员，选区的监督也全部委派国民党员担任，结果共和党在湖南惨败，从国会议员到省、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湖南是这么搞的，江西、广东、湖北这些由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是如此。其他党派也不甘落后，譬如统一党就利用河南都督张镇芳的关系，要求张镇芳支持该党在河南的选举，无论使用什么手段，也决不能让国民党取胜。
由此，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出现了各种“怪状”与“丑闻”，譬如拉票、抢票、毁票，还有什么金钱贿买，甚至暴力威逼与胁迫等等，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各种手段是无所不用，无奇不有，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稍微厚道的说，初次选举出现这些乱象实在不算新闻，何况一些乱象早在清末宪政时期就已经出现过。即使是现在，很多国家和地方的选举丑闻也是层出不穷，更别说一百多年前初尝*的中国了。要怪，只能怪选票是个好东西。
在宋教仁和诸多国民党员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席，占45．1％，共和党、统一党和*党为 154席，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123席，占44．9％，共和、统一、*三党为69席，占25．2％（其他均为跨党和无党派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经是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统一、*三党联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国民党在竞选中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危险正慢慢向他逼近。如今快一百年过去了，有时候回头想想，宋教仁所迷恋的选举胜利何尝不也被后人所迷恋并迷信着，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它只是一个幻想，或者说是个幻象。
在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曾想把宋教仁推出来做内阁总理，但参议院的议员们却在私下里议论说：“太少！太少！”宋教仁出生于1882年，当时未满32岁，若不是孙中山和黄兴此时在政治上消极的话，以他的年龄和资历当然不能出头，而在同盟会之外，宋教仁自然无法和孙中山、黄兴的声望相比。
事实上，宋教仁所热衷的选举政治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一方面想和袁世凯调和，另一方面又想与袁世凯争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