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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案”陷于停顿、国会议员们忙着搞选举的时候，袁世凯也没闲着。他此刻正在策划一件大事，那就是前两届内阁都没有搞好的“善后大借款”问题。袁世凯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早已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因此他需要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毕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没有钱总是万万不能的。
4月26日晚，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代表进行最后的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双方代表一直谈到27日的凌晨才最后议定各项具体条款。
在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民国政府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债券9折出售，扣除6％的佣金，等于只有2100万英镑；如果再扣掉之前的垫款、各国银行的借款及其偿付各省遣散军队等费用的话，实际上拿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但到期归还本息就要6789万英镑了（比庚子赔款似乎要苛刻）。
当时的黄世仁不比现在，他在杨白劳面前还是很有权威的。“善后大借款”附加了很多条件，第一个便是必须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等等。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人也不懂什么国际会计原则，惊呼这些条款为“卖国”、断不可行，但后来设立的盐务署的外籍雇员从来没有超过50名，而同时期在海关工作的外国人至少达到了1300人。
当善后大借款已经签字的消息公布后，立刻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来自国会的质疑，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副议长王正廷通电全国，称善后大借款不经国会批准即行签字，无疑是视国会如无物，荒唐可笑，岂有此理。随后，黄兴、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等人也都纷纷发电报，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既然钱已借到手，袁世凯也就干脆撕下脸皮，他非但不理睬国民党籍议员的抗议，反气势汹汹的斥责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人说：“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说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说什么‘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他妈的，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问：“大总统，这样太直接了吧？”袁世凯气呼呼的答道：“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
另外，为了缓解南方国民党要求内阁总理赵秉钧出庭的压力，袁世凯又派人在直隶制造了所谓的“血光团刺杀案”作为反击。当时有个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女子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自称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来北京搞暗杀，而北京军政执法处在第二天又以“血光团团员”的名义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于是乎，各大报纸热炒“血光团”，仿佛前清雍正皇帝的“血滴子”一般可怕。由此，北京地方检察厅便趁势栽赃，反过来发传票要求黄兴到案对质，这也使得宋案更加的扑朔迷离、更具戏剧性了。不仅如此，袁世凯随后又下令撤销黄兴陆军上将的军衔，并要悬赏捉拿黄兴、陈其美这些“反党”。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双方惟有兵戎相见了。6月9日，袁世凯先下手为强，下令免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 14日，又将广东都督胡汉民免职；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职。如此一来，国民党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凯以“不称职”、“不孚众望”的名义罢免，当然，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服从中央”。
至此，南方的国民党人也只能丢掉了和平幻想并起而应战。江西都督李烈钧，本是江西武宁人，家道殷实，年少便任侠仗义，后由江西武备学堂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在日本期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李烈钧在回国后先后在江西、云南的新军中任职，辛亥革命后担任江西都督，时年不过三十一岁，可谓是少年得志。
李烈钧被袁世凯免职后，他并没有立即举兵讨袁，而是先通电下野，并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到上海后，李烈钧分别见到了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他们在反复会商后认为袁世凯难以感化，现在的办法也只有举兵反抗，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7月7日，李烈钧从上海返回江西后秘密召集旧部，并于7月12日占领湖口炮台。次日，李烈钧成立江西讨袁军并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发，因为这一年是癸丑，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癸丑之役”；又因为战事主要发生在江西和南京，因而又有称“赣宁之役”的。
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随后分头行事，准备响应。7月14日，黄兴赶赴南京，在驻南京的第一师和第八师的基础上组织讨袁军，并计划胁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当晚，黄兴等人率士兵冲进都督署，程德全惊慌之下，只得假言同意，随后黄兴便以程德全的名义通电江苏独立。
第二日，程德全料想南京必有大战事，自己无权无兵，何必惹这麻烦事，于是便携家眷悄然离去。等到了上海，程德全便急忙向袁世凯发去一通电报，声称“南京独立”乃黄兴等人所为，为自己洗刷干系。黄兴等人得知程德全避去后，也不做理会，只管将司令部搬到了空督署，继续排兵布阵，迎接强敌。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在湖南便搞得有声有色，因而湖南都督谭延辏б苍诟鞣降难沽ο滦级懒ⅲ⑴杀巴髦г盍揖２还费雨＇此举乃是心存狡黠，他以“支援江西”为名，将那些革命党控制的军队调出省城长沙，既满足了革命党的要求，又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岂不一石二鸟、两全其美？
和李烈钧一样，安徽都督柏文蔚在被免职后也通电下野，随后前往南京小住。等到李烈钧宣布独立后，他也重返安徽并于7月17日宣布独立，同南京、江西构成犄角之势。在前清的时候，江西、江苏、安徽本是两江总督管辖之地，在这次革命与北洋军可谓是首当其冲，等于是接着完成辛亥革命时尚未进行的南北之战了。
在革命的后方，福建都督孙道仁本心存观望，但他手下的师长许崇智首先宣布起义并进而率兵胁迫，孙道仁也只得像程德全一样，勉强加入了讨袁的阵营。浙江都督朱瑞原本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在辛亥革命后与同盟会的人结下梁子，这次竟然不顾革命大义，非但不参与讨袁，弄到最后反要派兵进攻上海呢。
广东向来就是革命的大本营，被免职的胡汉民和新任都督陈炯明并没有中袁世凯的离间之计，他们在7月18日联合起来宣布独立。胡、陈二人本打算出兵援赣的，但因广西都督陆荣廷和驻扎粤北的巡防统领龙济光被袁世凯收买，广东两肋均受威胁，因为派兵计划只得搁浅。
在西南方面，广西都督陆荣廷已经投向袁世凯一边，云南都督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他对“二次革命”却不甚赞成，而贵州都督唐继尧原本是蔡锷部下，这次也跟随老领导宣布中立。至于四川那边，自从辛亥革命结束后就没有安宁过，唯有川军第三师师长熊克武在8月4日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但他那里势小力偏，对大局无甚影响。
颇为可叹的是，南方革命党虽然打出“革命”口号，但基本是各自为战，而且军队内部素质参差不齐，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军官投敌、军队哗变屡有发生，战斗力实在可疑。反观袁世凯这边，北洋军编制整齐，最近又得了一笔巨款，手头宽裕，兵强马壮，正是厮杀的好时候。更要命的是，此时的袁世凯不仅在政治上名正言顺、外交上列强支持，而且老百姓也是人心思定，并不希望发生战事。
如此，“二次革命”的最终结果，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二十六、赣宁之役：退潮的革命
二十六、赣宁之役：退潮的革命
早在李烈钧宣布独立前，北洋军便已开始向南方各省渗透。1912年秋，一小部分北洋军队应湖北都督黎元洪之邀而陆续进入湖北境内，不过数量不多。1913年4月后，黎元洪又以湖北局势不稳定为由，请求袁世凯再派李纯的一个步兵团到武汉。等到5月中旬后，南北对立之势日益明显，北洋军也开始大批南下。到5月底，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已经超过2万人。
袁世凯的战略计划是这样：北洋军沿着京汉线和津浦线两路分进，一路以湖北为基地，进攻江西和湖南；另一路以徐州为前沿，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向安徽和江苏进军。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后，北洋军第一军各部在李纯及王占元的率领下沿着京汉铁路南下，很快便进抵江西九江；与此同时，冯国璋、雷震春、张勋等部也沿着津浦路进兵，向南京逼近。在袁世凯的命令下，海军次长汤芗铭及郑汝成也率领多艘战舰在长江沿岸来回巡弋，对革命军构成了重大威胁。
一年前，黄兴在南京留守处裁撤整编南方革命军的时候，也特别留了个心眼，那就是在将那些兵员素质不高的部队加以裁撤的同时，却对一个部队进行了严格整编，并秘密吸收了其他裁撤部队中的中下级军官，以充实到这个部队来，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第八师。第八师的基本部队由来自广西的新军组成，当时本是汇集南京准备参加北伐的。在整编后，这支部队的干部队伍异常强大，从师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