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5个弟妹一水水躺在炕上，有出气没进气样儿。没说甚麽，把那2斤大米拿走了。身上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爹妈抱著我哭。
有一次卖大饼子，谷子、树皮和麴子做的。想卖点钱，最好是换点药，给爹和弟弟治病。吃点饭立刻就精神了，那算甚麽病呀？可人就是那麽怪。妈说，你上街还不叫人撕碎了呀！那时卖吃的，一个人卖，几个人看着。怕抢。不少卖大饼子的，把命都搭上了，我出门没走多远就让人抢了，边跑边吃。我追上个死人幌子样的人，他已经吃光了。我蹲在那儿哭，他傻乎乎地看著我，站那儿也不跑了。
现在这人认钱。假药，假种子，假化肥，甚麽都掺假，要钱不要良心。我们这荐人讲名声，讲信用，讲仁义，可他抢我大饼子，我抢国民党大米，就是没了礼义廉耻吗？弟妹们吃东西我都不大敢看，一看心里就痒痒，嗓子眼恨不能伸出个小巴掌。一些人是看见吃的，身不由己就上去抢了。
有人给我保媒。甚麽“保媒”，“结婚”的，就是换大饼子。和我大小的姑娘，不少都换了大饼子，换给郊区农民。孟家屯，就是现在第一汽车厂那儿，不管多大年纪，还是瞎子、瘸子，光棍都娶的小媳妇。我在电车公司工作时，几个师傅都是小媳妇。
东西不值钱，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人不值钱，几个大饼子就领走一个大姑娘——就认吃的。
宋占林：
刚解放时我当街道干部，没少处理这类离婚案。结婚为口饭，有饭吃马上不干了。政府政策是能过就过，不能过不硬捏。长春药厂一个女的，有孩子了，非离婚不可，男的不干，丈母娘说几句不中听的，就把丈母娘杀了。
李素娥：
每天都饿死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侨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多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甚麽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
开头还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柜、炕席甚麽的，後来就那麽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有人拖不动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後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副骨架，有的正烂著，刚死的还像个好人。大夏天，那绿豆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後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10里、8里外都薰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5口剩1口。西边何东山，也是5口剩1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7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6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6口全死了。
旧历8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著，进去一看，10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著枕头，女的搂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锺，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住後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後，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5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麽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8师1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8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大，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哪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条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最叫人揪心的是孩子，不少人都把孩子扔了，扔到马路边上，希望有钱人能抱走捡条命。现在的东盛小学，当年就是学校，二道河子这片那儿最多。大都是5岁上下，有的拉拉巴巴刚会走，张著小手“妈呀”、“妈呀”叫，爬到马路上的，爬进学校的，那个小样呀！叫不动了，就歪在那里，慢慢就死了，活着的还在那儿爬，哑着嗓子叫“妈”。人们都不敢往那儿去。每天都有送的，听说真有叫人抱走的。
张淑琴：
我在吉林大路那儿见过，披个小被，在那儿哭得泥人儿似的：看一眼赶紧跑，自己孩子都饿死了，抱回来不也是个死吗？
65岁的于连润老人，退休前是朝阳区孔雀理发社工人。
老人说：
二道路那儿扔些小孩，一场大雨全淋死了，小肚子灌得鼓鼓的。
唉，别说这个了，一说这个就想起我那死去的孩子。真作孽呀！
我那时候就理发，饿得那样，也有人理发。甚麽人那时候还能想着理发呢？
有钱人到甚麽时候都有钱，饿死的都是穷人。
张淑琴：
新7军的官太太穿旗袍，抹口杠，坐人力车，後边跟好几个护兵，有的军官挎两个太太压马路。人和人不一样。
永春路的“老藏生”食品店一直营业。你想想，那掌柜的会是甚麽人物？
李素娥：
南关永安桥头有家炸大果子的，那个香呀，一走到那儿就拔不动脚了。不要钱，用金银首饰甚麽的换，那财发的呀！吃的都是当官的和有钱人，也没见有人抢。一般人就是有油有面，你炸个试试？
宋占林：
逃进城的地主富农也饿不死，他们组织保安队，老百姓叫“胡子队”。国民党不发粮饷，吃穿全靠抢。抢还有名堂，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可把地皮刮完了。
于连润：
那时咱就寻思呀，你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要遭这种大难？可寻思这个有甚麽用，谁把咱草民百姓的命当命了？
10月15日，郑洞国的晚饭是四某一汤。
箫传道说：“没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34）。
“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军困死在城里！”
困死的都是百姓。
真空地带
伪满时期，日本人在城边修了条环城公路，老百姓叫“圈道”。
围城期间，这条圈道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真空地带，老百姓叫“卡空”。
国民党往外赶，共产党往回堵，老百姓大都是夹在“卡空”里饿死的。
高秀成老人的夫人谭文妹，当时是长春大学（现吉林大学）法律系学生。
老人说：
长大早就停课了，门窗都没了，桌椅砸坏了。学生分两派，辩论，写大字报，像“文化大革命”似的。国民党特务动辄抓走进步学生，有的抓走就没影了。我哪派也没参加，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我是6月份出城，比较早。那时国民党还不让出城，老百姓大都未想到往外跑：我哥哥明着是国民党长春市专员，实际是咱们的地下党，当时我不知道。後来想，他大概知道围城不是短时期的，所以让我们趁早走。
天没亮，就和姐姐、姐夫一家动身了。姐夫是市立医院（今第二军医大学）内科医生。同行的还有几个医生，都带著家属、孩子。约定在二道河子街头集合，会齐了就走。我领著姐姐的大孩子，姐姐抱小的，姐夫背著东西。我甚麽也不明白，挺害怕，又觉得挺神秘的。
国民党卡子好像没怎麽盘问，共产党那边有人接，都是我哥联系的，不敢走大路，就在草棵子里趟。草棵子里有不少死人，把我吓的呀，心“嘣嘣”直跳。
朝阳区武装部政委钱富永说：
外逃主要是三个口子：东边二道河子，出去奔吉林；西边洪熙街，奔公主岭、沈阳；再就是北边的宋家洼子。我们家是从洪熙街附近出去的，西红柿刚有点红的时候，夜里，黑黑的，从草棵子里爬过去的。那时还不大严。
宋占林：
我跑了三次，第一次是7月，出二道河子5里路到靠山屯，天亮了，叫儿童团发现了。一看就明白是从城里跑出来的。10多个小孩，管我要路条，没有就让回去，可认真了。第二次想从卡子边上溜过去，又给抓住了，不打不骂，反正怎麽商量也得回去。光有路条也不行，还得有老婆孩子。两次都带著老伴和孩子，若是我一个人非扣住不可。
开头出不去还能回来。後来国民党准出不准进，出不去就只有夹在“卡空”里等死了。
那也跑。豁出去了。怎麽也是个死，往外跑还能有点指望。
我们家是分四批走的。弟弟和弟媳第一批，我第二，二哥和母亲第三，母亲走时大哥还在家守著。哥四个各奔它乡。我和老伴在“卡空”里呆3天出去了。
于连润：
我们家在“卡空”呆10多天才出去。
临走买辆推车，把点破烂装上。把点黄豆、糠、麴子都做成大饼子，带上。头道卡子是国民党，挨个搜，不要钱要东西，贵重东西和吃的。人家有经验，再装，有钱人也能瞅出来。看我那样儿，翻几下一挥手让走了。有钱的不行，不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