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可是现在，她似乎可以释怀了。她觉得她往后可以试着让自己平静地生活下去。因为，因为她又见到了她的老朋友袁季，因为她的老朋友袁季眼睛里盛着满当当的安详，因为她总算是知道了，那个曾经跟她同甘共苦的老朋友，袁季，现在是幸福的。
塞纳河不结冰
那家跟我们合作，负责我们旅行团晚餐的中国馆子，名叫“天外天”。是间川菜馆子，其中也有几个非常著名的特色菜属于云南风味。离大名鼎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仅有几步之遥。两三天的旅程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圣母院，先贤祠，卢浮宫，塞纳河游船；然后是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再然后，蒙玛特，还有圣心教堂。至于观光红磨坊与否要视情况而定。最后的一天，当然是把全团的人都拉到九区来购物，看到“老佛爷”的招牌的时候，车里面一片欢呼声此起彼伏，就像是看见了一个失散很久的朋友。
当他们满载而归，心满意足地坐在“天外天”里面的时候，我通常情况下会长长地舒一口气。因为我的工作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他们会上路继续往北或者往南，在每一个他们到达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导游在等着他们。
老板和我点一下头，非常有默契地，吩咐伙计们照着规定的团餐上菜。店里面因着我们的到来而喧闹起来的人气或多或少让小伙计们兴奋了起来。狭窄的餐桌下面，座椅旁边，以及一切能够用来放东西的地方都堆上了“Gucci”，“CD”；“Prada”，“Chanel”，“LV”……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角落里面有几个年轻的男女，看上去像是两对，年纪大概都不会超过二十五岁。他们也是来这里吃饭的，似乎对我们这群人突如其来的喧闹有一点不满，以一种冷冷的审视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其中一个女孩子胸无城府地大声说：“喂，这些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国内的那些腐败分子？” 她的三个同伴一边大笑一边制止她：“小声一点大小姐，这群人可不是洋人，听得懂你说什么。”
我看得出来，他们是留学生。我也看得出来，他们暂时还是快乐的。我对那个出言不逊的女孩子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张罗着整个团的人坐定：这边的两张桌子最好拼一下，那边的几个“Gucci”的袋子是谁的赶快拿走，团里唯一的一个小孩子弄翻了茶杯，老板洗手间在哪里……当这一切都解决了以后，我不动声色地选择了一张离那几个年轻的孩子最近的桌子坐下。我喜欢他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这是我的习惯，我是说，每一次，当我带着一个团的人走进一家中餐馆，我都会习惯性地寻找有没有留学生。若是有的话，就想办法坐得离他们近一点。
因为他们的谈话总是令我想起我自己曾经的生活。我曾经也和他们一样，在巴黎做留学生。利用周末的晚上跟朋友们一起出来打牙祭。一边喝啤酒一边吹牛。那似乎是当时沉闷的生活里最大的快乐。现在，那种曾经让我厌烦厌恶以及厌倦的留学生的生活竟也变成了我非常愿意回忆甚至是怀念的东西。我想，这是因为我已经老了。
没错，我还差一个星期满二十六岁，我已经老了。我是十九岁那年出国的，念了几年书，然后做导游，已经整整七年了。在留学生的圈子里，盛行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国外的人，过一年，老三岁。那么我呢，七年了，三七二十一，这下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算出我的实际年龄。
我身后坐着的那两对男女似乎都还没有老。不过很难说，年轻，鲜艳，或者说时尚的外表下面，那颗心的年龄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知道。我听着那两个女孩子唧唧喳喳地讨论香水——巴黎的确是这方面的圣地，那两个男孩子交流着在油价飞涨的今天养车的困难。在留学生中，他们应该算是环境比较好的。能看得出，他们身上还没有沾染太多因为困顿所以委靡的气息。
他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绕到了一些认识的人身上。正好是在水煮鱼这道菜上来的时候，身后的一个男孩子说：“听说了吗？有个中国女孩子跳了塞纳河。”刚刚那个说话莽撞的小姑娘说：“嗯。是不是那个在18区一间爱尔兰酒吧当侍应的？我有个朋友的朋友认识她过去的男朋友。我听说她捞出来的时候肚子大得像个气球。”另一个说话声音听上去沉稳些的女孩子说：“她过去的男朋友不是‘重金属’吗？‘重金属’最近在BBS上红得很呢。”
我终于忍不住了，转过头去对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说的跳河的女孩，是不是叫苏美扬？”
他们四个人不约而同地一愣。
“我是无意中听见你们说话的。”我不知道自己的解释究竟有没有必要，但我终究还是解释了，“我跟你们说的重金属以前很熟。跟苏美扬也是朋友。所以我特别关心……”
“我还真不大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叫这么个名字。” 莽撞的小姑娘无辜地看着我。
她身边的男生有些怀疑地把我从上到下扫了一眼：“苏美扬，这个人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就是不知道……”
“没错，就是苏美扬。”另外一个女孩子接上了话，“我过去也认识她，不过这两年没什么联系了。也不知道她到底遇上了什么事。”
那个一直沉默着的男生惊讶地看她一眼，“你们俩就住在同一条街上，两三年都没见过一次？”
他们在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已经不关心。现在我终于确定了，那个塞纳河里的女孩，是我认识的苏美扬。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听到他们说有个女孩跳了塞纳河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说不定是苏美扬。
那一天，我把整个团的人送回了酒店。告诉他们次日清晨的集合时间。等明天早晨自会有一辆大巴来把他们像送货那样有条不紊地送到比利时。我这次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下一个团要在下周三的时候到达戴高乐机场。所以说，我眼下拥有一个长达五天的周末。我决定去喝一杯，反正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回家的话，蓝缨是不会在家的。
蓝缨是我女朋友，我们已经同居了七年，目前正在冷战中。
七月的巴黎依然不是夏天。一直以来，我的印象中，巴黎一年大概有六个月都是冬季。然后剩下的六个月就很难说了，一周是初春，一周是晚秋，怪诞得很。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这种天气。因为这让我们不得不把一年四季的衣服全都拿出来时刻准备着。当初我和蓝缨一起租一间只有十五平方米大的房子，我们不得不把整个屋子里可以想到的空间全部用来挂衣服。我们俩是在来巴黎的第一年闪电般地认识并且同居的。这在留学生里，一点都不稀奇。那时候我十九岁，我似乎说过了；蓝缨十八岁，在国内的学校里因为恋爱的关系闯了祸因此被家里送出来。如果是在国内的某个城市里，我跟蓝缨的相遇以及相恋或者还能模仿一下那些拙劣的偶像剧的场景，顺便搞一些同样拙劣的悲欢离合出来。但是，在当时，我们是一起被命运抛到了一个搭错布景的舞台上。于是，就只能在懵懂中凭着本能演出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发挥的戏码。最后的结果或者尴尬到光怪陆离，但是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那个时候，刚刚抵达巴黎的蓝缨被她的中介公司安插到了一间18世纪的老旧的石头房子里面。阴冷，潮湿，壁炉里面还总是传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老鼠的可疑声响。偏偏同屋是几个同样不怎么通法语的孟加拉还是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也不知道最初是因为什么，总之后来他们几个联合起来，不准蓝缨用公共厨房里的微波炉，不准蓝缨把自己的名字贴在楼下的信箱上，等等等等。然后蓝缨一个人，不声不响地收拾好了她的两个大箱子，倒了好几趟地铁，在深夜的时候来投奔她的表姐。当时我们三个人合租一套公寓，我，蓝缨的表姐，还有表姐的男朋友，外号叫重金属。我和蓝缨就是在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夜晚认识的。
有一天，表姐和重金属彻夜未归。那一天，蓝缨睡在了我的房间里。午夜，我们脸红心跳地经历了彼此的初夜，凌晨两点的时候，已经像是生活了很久的夫妻一样讨论着如果从表姐这里搬出去的话，我们俩应该找一间什么价位什么地段的房子。我觉得我们变成了古时候的人，先经历了洞房花烛夜，然后再慢慢地开始相敬如宾。次日清晨，我们俩走到了塞纳河边上。这个城市一切如常，没有人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或者在他们眼中，一对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人，一对都是花样年华的东方人，手牵着手出现在这个城市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是我清晰地感觉到，我十九岁的身体里有种什么东西，已经熄灭了。于是，我就顺利地、无声无息地开始变老。
七年下来，我和蓝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分开。我们经历过了世间的饮食男女经历过的所有考验。比方说天长日久之后的厌倦，比方说因为柴米油盐而拌嘴乃至纷争，比方说短暂的见异思迁之后再于某个凌晨抱头痛哭，总之，什么都经历过了，除了热烈似火凛冽如冰的，疼痛的眷恋。现在的蓝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可怜兮兮的被孟加拉人欺负的小女孩，她烫着很妖娆的卷发，涂兰蔻唇膏，一举一动都透出一种走过江湖的女人才有的干练。在她打工的那家温州人开的化妆品免税店里，那些初来乍到的小女孩都叫她“蓝缨姐”。她以一种温暖、热情、非常有分寸的口吻接她们的电话，解答她们的所有问题，比方说移民局办居留的手续，比方说哪一家银行的手续费比较低，比方说怎么找医生打胎。或者在某些人的眼中，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巴黎人。
只不过，她现在已经不会再用那种温暖的语气跟我讲话。我心里清楚得很，她已经逐渐地，逐渐地瞧不起我。我来巴黎七年，先后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