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他的古怪的微笑含义颇丰。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只能说谎。谎言能暂时平息从下午直到黄昏的混乱。
“我站起来，终于开口说话。我说：既然我们想做一家子，那就先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会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来。混乱的局面为之一改。小朱老师望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我叫大师傅赶快做菜。我们大家都饿了。凑热闹的人们也散去了。落山的夕阳把小镇上错错落落的黑瓦屋顶染成一片金色。我们古老的日子闪闪发光。
“我放下筷子，迎着小朱老师和她母亲与姐姐期待的目光，说：我晓得你们等待我的回答，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今天你们辛苦了。那么远找过来，吃完饭你们就在饭店里好好休息。明天我们来仔细商量我和朱小瑛结婚的事，好不好？
“朱小瑛说：‘真的吗？真的吗？我不相信。’
“她妈妈也说：‘后生，你不是开玩笑吧？玩笑是开不得的咧！’
“我说：‘绝不开玩笑。既然你们找来了，这事就得有个了断，对不？你们不看我一下午没做声吗？我是在认真考虑这件事嘛。我说明天商量结婚，肯定就是明天商量。信不信由你们。我不再多说了。’
“小朱老师目光里又充满了转忧为喜的希望。她叫了声我的名字，说：‘原来你是个好人！’她妈妈和姐姐也笑起来。从我见到她们起，这是第一次她们露出了笑容。
“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也望着我，我装作没有看见。我主意已定。我环顾了一下我的饭店。这生涯才做了半个月，我现在又要对自己说：别了，我的饭店，还有我的家；别了，我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别了，让我忘记这一切，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在安顿好小朱老师母女三人睡在饭店之后，我回到了父亲的家。我的哥哥姐姐也来了。我父亲说：儿，你到底是怎样想的啊。我父亲又说：儿，我看这小朱姑娘人也不错，我愿意收她做媳妇。你母亲要是在世，她也会同意我的看法咧。我说：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不能够结婚。不是说我不喜欢小朱老师，而是我根本没想过现在要结婚。现在她逼着要嫁给我，我只有逃掉。我不逃掉会被生活整死的。哪怕是人们说的幸福的生活，同样也会整死我。爹，我要走了。我现在就走。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说：小四啊，你走，你走，你走到哪里去啊？我摇着脑袋，说：我不晓得。我想流浪。我的命运就是流浪。我父亲眼睛红了，他说：儿，你等于是丢了工作，又丢了老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什么呢？你命苦啊！我说：爹，我命不苦。并不是说流浪就会命苦。因为是我自己选择的流浪。可能我比你们都过得快乐。你们信不信？
“他们当然不会信。流浪怎么会快乐呢？只有叫花子才流浪嘛。我没办法让他们信。但我心里是清楚的。我匆匆收拾了几件衣物，把它们放到一个旅行包里。我说我走啦，我去车站啦。我只要看见火车来了就朝上头跳，不管它是朝南开还是朝北开。我父亲说：儿，你这是去哪里啊？我说我也不晓得。但我会写信给你，爹。你会晓得你的小四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那个夜晚离开了故乡，也离开了贵州。我一直向北，到了北京。我怀里揣了我父亲和我哥哥姐姐临时给我凑的八百块钱。我上路了。流浪的生活开始了。
“我坐在火车上，脸贴着玻璃窗，望着远处流星一样划过的灯光，我心里顿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摆脱了，终于摆脱了。我不只是指小朱老师，我指的是我从前整个的不属于我的生活。”
他停顿下来，喝啤酒，望着我。古怪的微笑倒是消失了。窗玻璃上一些人影和光斑晃动，也不知道是屋内的还是屋外的，产生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迷幻。
“……我到了北京，想起几年前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来过一次，来开青春诗会。我认识了一大帮写诗的家伙。我们去了圆明园，爬了八达岭。临别的时候我们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龙飞凤舞的豪言壮语。那一次来，我是激情满怀。现在呢，是孑然一身。我想起你们湖南的大作家沈从文，我看过他的自传。他第一次到北京，还是个二十岁的后生，我记得他是从前门车站出来，坐在一辆平板车上，平板车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他拖入了他完全陌生的生活。我于是也跳上了一辆平板车。那个穿着平口布鞋的蹬车的老头问我，小伙子，你要去哪里？我说随便，把我拖到一个有地下室的小旅馆就可以了。
“我坐在平板车上，慢慢地经过长安街。我东张西望。我看到那些蹬自行车的望不到头的人流。我看到他们几乎都是专注地蹬着车，目不暇顾的样子。他们不晓得有一个人要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他，还有他的诗歌，要和他们的日子搅在一起了。
“我起初没有去找别的诗友。我真的就是住在一家小招待所的地下室里。我想，好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不去想，我可以安心地写一段时间的诗歌了。地下室里晚上人很多，都是些来北京旅游而口袋里银子不多的游客。但白天他们出去玩，就剩下我一个人。我安安静静地趴在通铺上，在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上写诗。那种感觉真是好啊老兄。地下室有股潮湿的霉味，头上吊着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墙上斑斑驳驳的。我啃着老面馒头，喝着白开水。但我很满足。比在学校里当老师满足，比睡在小朱老师身边满足，比当小饭店的老板满足。我写一会儿又睡一会儿。我很快就把一本笔记本写得满满的了。我又上街去买本子。我沿着北京的老胡同走。我听到磨剪子的人的吆喝，还有柳树上的蝉叫。一句一句的，像我的诗行一样在心中飘荡。我站在老四合院的门口朝里头张望。我看到有个老头蹲在青砖的阴影里修单车，穿着老式的褡褂，脑袋精光，老花镜挂在鼻尖尖上。我喜欢这样的场景。很亲切，像看一部黑白的老电影。但是四合院里面走出一个老大妈来，她朝我打量了一会，问我：干吗？找谁？我说不干吗，不找谁。她说不干吗不找谁那你怎么还不走？还待在这里？你是什么人？你哪儿来的？什么单位？——看你也不像什么单位的，你要干吗？修单车的老头也站起来，一手黑糊糊的，说：你不说？不说咱们就上派出所去！了得，在人家院子门口东张西望，还说我不干吗，我不找谁！”
他笑起来，仿佛是笑胡同大妈，也仿佛是笑他自己。啤酒是不能再多喝了，不过我还是喜欢听他聊天。
“这就是北京。他们对待一位诗人就像对待一条野狗一样。他们平时看上去慈眉善目，吵起架来却个个都像要杀人。
“这样的事我觉得还可以理解。但是我在小招待所里的遭遇可就完全不可理喻了。
“由于我整天待在地下室，很少出门。一个人趴在通铺上写呀写的，每个服务员都拿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这个人若不是神经病那就定是干坏事的。他们把我的情形告诉片警了。
“那天晚上，出去旅游的人们回来了。地下室里闹哄哄的，夹杂着各地的方言，像联合国开大会一样。这时有个人很响地叫着我的名字，用纯正的京片子。我应了一声。我说是谁啊？那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那人走，到了派出所。他就是片警，是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他对我非常凶。到了他那里，他就开始变得很凶。在路上的时候他还不是这样的。他看上去甚至有点女性化，长得很秀气。但他凶起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他问我每一句话都是怒气冲天的。他问我是从哪儿来的，来北京干什么，为什么白天都待在地下室里，你每天在一个小本本上记什么，等等等等，问了我好大一堆问题。我说叫我来派出所干吗，我犯了法吗？你平白无故地对我这么凶，你说，我犯了哪一条？如果你说出来了，你把我关起来，戴上铐子，我保证没有屁放。如果你说不出来，对不起，我没工夫陪你，我得走人了，我还有事要忙。我站起来就要走，那年轻人从桌子后面冲过来，一把将我按在凳子上。他叫了一声，从门外又冲进来一个警察。他对那人说：他想跑，了得，先铐起来再说！他们两人捉住我，把我一只手铐在窗子的护栏上。那年轻片警说：搜搜看，有没有证件。没有的话，就关起来。了得，顶嘴，还想跑。看你跑不跑得了！
“我没有证件。学生证？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工作证？我已经丢了工作了。我哪里来的证件？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愤怒。你想想我能不愤怒吗？我，一个诗人，在中国，在北京，只是待在一个地下室里写诗，却被他们抓了起来，被当成了对社会有危害的人、有犯罪企图的人、贼头贼脑并且毫无尊严的人。我冲他们叫着、吼着，我都不晓得我叫了些什么，吼了些什么。他们嘻嘻一笑，一个给另一个递支烟，点上火，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走了出去。那年轻人走到门口的时候丢了一句话：你叫吧，尽情地叫。他们门都没关就走出去了。
“没有人围着我看热闹。我就是想有人看。但是没有，因为是在派出所里头，而且是晚上。我看到有人从门口走过去，当然是穿制服的人。但他们不理睬我。我一会儿就嘶哑了，口渴了。我暴烈地挣扎，却只是弄痛了我的手腕。不锈钢的铐子把我的手腕勒出血了。
“一个通宵，无人理我。我也没办法吼叫了。漫长的一个通宵。那间房子只有一盏日光灯。我觉得它太亮了。它仿佛袒露了我的一切。我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闪过我们的中学，闪过那些在我的竹竿追打下逃跑的学生，闪过小朱老师……我想如果我答应了她，也许我现在在一座山村中学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并且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的人，我也许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