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我也睡着了，她在我做梦的时候离开了。我醒来之后才觉得绝望。这绝望就像酒一样的，到后来才开始醉人。为什么我的诗写得那么好，她会听不下去？为什么一个漂亮而开放的女孩、学艺术的前卫的女孩会不需要诗？如果她都不需要，那谁会需要？
“我在一个人流浪的路上会经常挨饿，会经常无助，但是我并没有因此绝望。只是一个美院的小女孩在听诗歌朗诵的时候睡着，这事情让我内心里某种圣洁的东西在崩坍。我醒来之后望着窗子，女孩走了，吕盛和他的女孩也走了。我一个人在旧四合院的幽暗的房子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空旷了，空旷得简直没有边。
“后来，吕盛死了，我离开北京朝更北的方向走去。在路上，天气越来越冷，我内心里反倒慢慢恢复了一种温暖。我想通了，我只能如此，我的命运只能如此，诗歌的命运只能如此。我们是头戴荆冠、身背十字架的远行的诗人，就像耶和华一样。”
他又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啤酒喝光了。他没有再要。他转过脸来，直直地盯着我，就好像我脸上落了一只蜘蛛。他说：“算了，不说了。有什么意思？这些狗屁事情。”接着他问我：“今天晚上你安排我睡在哪里？客厅的沙发上也可以。”
他还是那么随便。他找到你了，就叫你安排他的一切。这说明他仍然把我看做他的诗友。我应当高兴，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早已不写诗，而且也不读诗了。我的尊严是我的位子给我的。我现在是一家不算太小的做对外贸易生意的公司的副老总。我承认我的生活很庸俗，却也很体面。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体面是被人尊重的。也有人知道我有写诗的历史，这给我增加了某种传奇，他们介绍我时说：他曾经是诗人。我立即就可以看到惊羡的目光。这个缘由我想大家都明白。我也为此感到虚荣。我愿意人们这样称呼我。对于我来说，“诗人”是双重意义的复合词。
我问他打算在上海待多久。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有一两天，那我可以跟他凑合凑合。如果时间更长，那我要给他找个地方住，比方在我们的员工的租住房里加一张临时床。我们公司有好几位员工是从外地来上海寻找机会的，他们的流动性很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过有人异动而去，就有人异动而来。
他说他从来没有打算，他完全是随兴而动。高兴就多待待，不高兴就拍屁股走人。他费了一点周章找到我，我估计他会有几天待。我说好吧，你到我那里去睡。我也是租的房，一室一厅，你睡客厅的沙发。
我付账的时候他望着我的钱夹，说：“能不能借点钱？”“借多少？”“三百吧，三百。”我心里想，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吗？但我还是抽出了三张一百的票子。他收钱的动作很快，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我形容不出，但我想其中是包含了一点猥琐的。在那一瞬，我的心情也跟他的表情一样复杂，不怎么好看。
“今晚喝得够好。”他说着，站起来，又瘦又黑。
那一夜我们没有再多说话。我们喝得够多，也说得够多。回去之后，我叫他洗了澡，我也洗了。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浴室里弄得很乱、很脏。早两年我们公司里有个不爱卫生的员工，关于他有个笑话。说有一回他在酒店的房间洗了个澡，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抱怨道：这是洗澡的浴盆，怎么用来洗拖把？后来同事们给这个邋遢的小伙子取了个绰号，叫“拖把”。我进到浴室，立即想起了这个绰号的笑话。
我拿浴巾擦头发的时候他坐在沙发上冲我笑，“你变得好胖哦。”他说，似乎有点讽刺。
“一百七十斤。”我不在乎。
“好胖，诗人不应当这样胖。”
“我很惭愧，我已经不是诗人了。”我说，“我是个没有诗才的人。”
“你有多少年没写过诗了？”
“至少二十年。”
“堕落，”他说，“极其堕落。”
“是的，”我说，“堕落有时候使人愉快。”
就这样我们随便说了几句话就睡了。
我睡床，他睡外面的沙发。
第二天我起得早。我要上班。他还睡着，在沙发上蜷成一只基围虾。我没唤醒他，在茶几上留了三十块零钱。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听。我估计他又是白天出门，晚上回来，跟上回他在长沙时一样。但我不希望我租住的房子附近有什么腊味店。他不是说他又到了创作的高峰期吗？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写诗呢？下午四点来钟我又打了电话回去，他仍是不在。我不管他了，我再次约二十四楼的小李。她答应了。我会有个愉快的夜晚。
小李是那种写字楼里的女孩，你容易请她吃饭，却不容易请她上床。她年纪轻轻的，仿佛已是身经百战。你跟她说笑的时候她放得很开，但你的话题一微妙，她就沉默，或者装天真。不过她知道怎样吸引男人，并且不给他尴尬。我觉得这种交锋很有意思。我看着办，慢慢来，我不是很有银子，但是我很有耐心。
我们边吃边聊，吃完了比萨又喝饮料。她说起了她们的那个邮购公司。她负责设计产品名录的宣传册，把它印得精美，寄给四面八方的客户。她在这个公司干了三年了，她最近想跳槽。我问她想跳到哪里去。她笑一下，说没想好。我说你很能干，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们公司来试试。她又笑一下，说她真的没想好。她只是想挪动一下。“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她说，“没看出来吗？”我说年轻人嘛，当然应当多试试机会。
这些话都不咸不淡。通常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过程的最初阶段。
随后我送她回她的租住地。在一个弄堂口她下了车，谢绝我送进去。我也没坚持。她肯定有她的道理。
我回去的时候，哑马已经在家里了。他趴在茶几上写诗。没错，他是在写诗。他抬头跟我打声招呼，又低头疾书。他来了灵感吗？他在写什么？
他的脚边上有三个空啤酒瓶。
我问他白天干什么去了，我打电话回来没有人。他说，乱走，在马路上，在弄堂里，在福州路上的书店和人民广场。然后黄昏的时候他站在外滩边，看落日和下班的人们。“上海的女孩子很时髦啊。”他说，“但是看得出来她们很势利，她们的目光从来不在我身上停留。她们不晓得一位天才的诗人就站在马路边上眺望。”
“我们找个酒吧喝酒去吧。”他对我提要求。
我说什么时候了？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看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半。
我说你刚才来了灵感吧，看你在写诗，写的是什么？
他说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有灵感。他只要坐下，拿起笔，诗句就奔涌而来。他要写一系列城市的细部。这是新鲜的题材，他的感受非常尖锐。“我尝试新的表达。个人被淹没，只残存在细部之中，就像战争废墟中的肢体——但是解释了战争。”
他没有给我朗诵。也许我不是吕盛，而且我已声明我二十年不写诗，也不读诗了。他知道这一点，如果按照他的诗人性格，他应当蔑视我并离开我。但他没有。
他仍住在我这里，一住住了十来天。我也没把他安排到别的地方去。
这十来天里，他向我又借过两回钱，每次三百。这些钱是肯定有去无回的。他仍然白天出门，晚上回来。他倒真是每天都写诗，有时是睡到上午起来之后写，有时是晚上我睡了之后写。当然还有其他的时间，要看他的兴之所至。我看到他又买了两个新的笔记本和几支签字笔。对于他的诗我也没有太多的好奇心。这年头诗对于我是多余的东西，是我无法消费的奢侈品。我周末一个人的时候只到我租住的社区的音像店里租碟来看。租的都是警匪片和枪战片，有时也租一点三级片。我甚至很少逛书店，文学书我一年里难得看一两本。生活的惯性推着我来到中年。我发福了。我离我年轻时候的梦想越来越遥远了。
他买了一些书，就堆在沙发上。他说他离开一个地方，就把书送给朋友，从不带着它们上路。“书和生活带来的痛感都放在心头，最后酿成尖锐的诗行。”他说，“刺痛别人的心。”刺痛谁呢？肯定是读者。但是诗歌有读者吗？
我估计他又喜欢上哪位女孩了。那天他回来，我发现他穿了我的衣服。那是一件丝光棉的长袖T恤，花纹很华丽。他穿着很肥大，扎在裤子里也仍然肥大。我笑起来，但是也很生气。他太不像话了，怎么不经人允许就乱拿人家的东西穿戴？
后来我也不生气了。诗人都这个样子，他愿意跟你交往，就是把你当成兄弟。这种关系古已有之。时间不会改变诗人的处世方式。我表示了理解，毕竟我曾经也是诗人。
我问他又爱上谁了。他说我们一起找个小酒吧喝酒吧，“我请客。”他说。多么可气可笑，他请客。他请客的钱是从我手里借的。
但我还是跟他喝了一回酒，就在我们附近的一家生意不怎么好的小酒吧。他一握住啤酒瓶就很高兴。他说他认识了一位上海师大的女学生。学美术的，在人民广场画速写，他看她画画看了一个下午。这样就认识了。然后，他请她吃晚饭。这是一位苏州的女孩。“江南女子，”他说，“很清秀，一口吴侬软语听得你浑身舒服。”
他打的送她回学校。第二天又在人民广场见了面。她还是画速写。之后又吃晚饭。再之后，他见她的面，穿了我的丝光棉T恤。他请她给自己画速写，交换条件就是当场由她命题写一首诗。他写了，他说：“写得还不错，尽可能通俗吧。”我问：她看得懂吗？他说她是异类，居然看得懂，而且还夸奖写得好。她的命题是要他写广场鸽。他的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那些灰色的、白色的和宝蓝色的闪电
就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