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和人都猛冲上了半空中，全被炸开了花！
二十
第二天，筐儿帮着游击队的人在河滩上架起一堆柴，把被小鬼子捅死的渡江和尚火化了。火焰在风中呼呼响，把筐儿关于哥哥的最后一点念想，都烧成了灰。那辆自行车，爹一声不吭地推回院子里，靠在窗台外，手在车上哆哆嗦嗦地摸着，一直摸到了天黑，就连娘都不敢问他一句话。日子过了不多久，筐儿跑回家，告诉爹：“胜利了，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爹坐在一堆新劈出的柴火上，抽着旱烟，就跟没听见一样的。筐儿又重复了一回，爹依旧没吱声，她有些嗔怪地看了看爹，却吃惊地看见，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那辆自行车，爹每天都要擦一遍，擦得亮锃锃的，安静地靠着墙，像一个走累了、停下来歇脚的人。筐儿有时也帮爹擦车子，她说：“爹，骑车难不难？”爹说：“会了，就不难。”她说：“爹，你会吗？”爹说：“爹会过，都忘了。你来试试吧。”说着，就把筐儿扶上去。筐儿骑了小半天，就已经利索得不得了，她嫌院子小，老是兜圈子，龙头一拐，就朝着院外呼地冲出去。天已麻麻黑，冲到院门口才发现，那儿立着一个人，筐儿一下子慌了，她忘了捏刹车，就直愣愣地撞上去！那人赶紧让开，同时伸手把龙头抓住了，筐儿一偏，正倒在那人的怀里。筐儿缓口气，赶紧挣出来，抬眼看见那个人，转身就跑回屋里去，把爹娘都吓一跳。筐儿喘着气，说：“俺哥回来了。”
回来的人是小田。他穿了身肥大的八路军军装，看起来更显文弱和苍白，左边口袋里，还挺扎眼地别了支钢笔。晚饭的时候，马小栓问他，是不是做书记员？他说：“也是，也不是。”一双眼瞟着筐儿的大辫子，有点儿发愣。明晨，小田告别，要随部队向南去。筐儿送出院子，一直送到大路上，风呼呼地刮着，早晨红彤彤的太阳里，能望见炸塌的半截炮楼子，已经爬出了片片的荒草来。小田说：“真没想到啊，筐儿长成了这模样。”筐儿说：“谢谢哥。”小田说：“谢什么呢？”筐儿说：“哥送俺那么多东西。”小田说：“那算什么啊……”筐儿说：“想不想俺送你一样东西呢，哥？”小田说：“送什么啊？”筐儿左手把大辫子捋到胸前，右手握住大剪刀，说：“辫子。”小田一怔，剪刀咔嚓一响，筐儿已经把辫子递了过来。
小田说：“筐儿。”
筐儿说：“哎，哥。”
二十一
1953年１月，小田被任命为南方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学院一放寒假，他就赶回风杀口，和马筐儿成了婚。筐儿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华北还连天飞雪，火车过了淮河，庄稼地就绿得亮眼了。再往南，她开始解了围巾，脱了棉袄，最后一站，看见铁路两边，油菜都快开出黄嘟嘟的花了。筐儿说：“哥，南方可真好。”小田笑道：“往后还会更好的，你先给我把名字改了吧。”
南方音乐学院后门外，有一片浅丘，当地人俗称南山，景致没什么别致的，就是树多，鸟多。晚饭后，小田常陪着筐儿去山上逛，指点着大树给她认，水杉，银杏，香樟，黄葛，楠木，梧桐……梧桐下，两人都仰起头来，多望了一会儿。小田说：“筐儿，你不是从梧桐树上掉下来的吗？”筐儿说：“嗯那，哥。”小田说：“《庄子》上说，有一种鸟，‘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晓得这是什么鸟？”筐儿说：“听人说，是凤吧？”小田微微一惊，说：“听谁说？”筐儿略微犹豫，讲了那个日本小队长的事，他说她应该叫“凤儿”。小田“哦”了声，拍着树，踌躇道：“我还想着要叫你凤儿呢。”筐儿说：“哥，你叫嘛，这有什么不可以，凤本来就是中国的鸟。日本人读了我们的《庄子》，我们就不读《庄子》了？”小田敲敲筐儿的脑门，叹道：“还是你这儿没框框。”筐儿笑起来，说：“哥，你就叫俺凤儿吧，不过，俺自己还是喜欢做筐儿。”
马凤儿被安排在学院小卖部当售货员，她挺乐意的。下班跨出校门就是菜市，逛一圈到家，给丈夫烧好他喜欢的饭菜，翻报纸，听收音机，等他回来。也有遗憾，就是婚后一直没孩子，凤儿想起就湿眼睛，说：“俺跟俺娘一个命。”小田就拍她脸蛋，说你就是我们家小孩啊。他们家客厅里，挂着小田从前在板子上给凤儿画的木炭画，刘海，朝天辫，眼珠子发亮，狡黠有神。而小田不画画，已经多年了。他不懂音乐，又当不了画家了，每天泡在办公室要做的，是茶、报纸、文件、马列著作，还有开不完的会。有时候突然四下安静，从琴房传来钢琴声，说不出的惆怅、优美，是肖邦的《野曲》，或者贝多芬的《月光》，听得他一下子就热泪盈眶了。为了在师生面前表示谦虚，也为了拉近和工农干部的距离，小田在南音，总自称是个“大老粗”，听惯了枪炮，听不懂音乐。但他总听到一个不甘心的声音在对自己说：“什么大老粗，你是艺术家。”然而，他不是。从现在，直到永远，他再也不是了。他把自己的心情讲给凤儿听，凤儿似懂非懂，只能陪他叹气，说：“哥，俺咋帮你呢？”小田一笑，就不再说什么。他慢慢养成了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的习惯，还学会了吸烟，也喝点儿白酒。
有一天天已经麻麻黑，他还在拿着《人民日报》翻，党办主任高英进来请他签个字，随口说句废话：“田书记还没走？”小田笑道：“你不是也没走？”高主任说：“情况不一样嘛，你是有爱人等你回家吃饭的……她一定好脾气。”小田叠了报，说：“是好脾气，不过，也有男儿气，我这条命都是她给的呢。”高主任“哦”了一声，小田就把凤儿拿剪刀杀鬼子的故事，包括她跟日本小队长的对话，都讲了讲。高主任听完，淡淡道：“战争年代嘛，也挺自然的，信不信，我也会替你挡枪子儿？”小田“嗯”了声，突然觉得不对，抬眼一看，高主任目光如刀，正直直地看着自己。他有点心慌，三下两下收拾好了办公室，提着包和杯子就走了。
高主任是重庆人，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做过学运，后来去延安，因为嗓子亮，民歌唱得好，调入某野战军文工团做组织工作，偶尔登台演唱《南泥湾》，被誉为郭兰英第二。但她转业到南音后，小田从没听她唱过歌，他的印象中，她至少是不常唱的。高主任的爱人是水电工程师，长年在莫斯科学习，时不时给她寄回几块黑得发苦的巧克力，她都分给党办的同志们吃了。小田对她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干脆、利索，是值得信任的下属。新学年开始，小田带了高主任去作曲系座谈，会上他提了个建议，能不能为今年的五一节创作一首大型的交响合唱曲？会议室里窃窃私语一小会儿，有个中年老师率先发了言，他刚参加过上海音乐学院暑期进修班回来，恃才傲物，挺有才子气，开口就说：“田书记常称自己是个大老粗，我也就不绕弯弯了，艺术不是应景的，更不是口号和宣传品，而首先是代表了独立、自由的精神。当领导的，要懂得尊重艺术的规律，如果不懂得，可以向艺术家请教嘛。”此言一出，大家面面相觑，有人叽叽咕咕附和，“是啊是啊”，都像是幸灾乐祸，要看小田怎么下台。小田脸上还挂着笑意，但他自己晓得，这笑是难堪的，他手里摆弄的钢笔在哆嗦。系主任也很尴尬，但他除了干咳，不晓得该怎么办。这时候，高主任冷笑一声，说：“艺术不是拿来夸口的，牛皮吹大了，当心把天吹破。田书记杀过敌，流过血，可他的木刻入选上海沙龙画展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娃娃，至少我是没资格跟他讨论什么艺术的。但他很谦虚，他今天的建议，昨天就和我交流过，我也提过应景之类的担心，他开导我，应景不应景不重要，关键是看你抱什么样的思想和感情，还看你到底有没有才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还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都是应景之作吗？”场面立刻就被扭转了，那个中年老师闹了个面红耳赤，大家都用赞羡的目光望着小田，依然有“是啊是啊”的叹息，但意思已经完全不同了。
事后，小田把高主任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责问她，“我什么时候参加过沙龙展？又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那些话？”高主任说：“我相信，这些事，你都有能力做，这些话，你也都说得出。”小田有点儿惊讶地发现，她说这话的时候，微微撅着嘴，有点儿委屈和撒娇的样子，他心软了，但还是板着面孔说：“诡辩。下不为例。”
南音的陈院长是留欧归国的小提琴家，曾在马德里随萨拉萨蒂的学生帕斯教授学过艺，小田对他很尊重，人前人后提到院长，都说他够得上大师级。陈院长又高又瘦，花白头发，总是昂着头，叼一只大烟斗，虽挂了院长衔，却不问俗务，也不理朝政。他中年娶妻，老来方得一女，心里装的，只有妻子、女儿和他敬畏的海菲兹，然后可能是学生。其他的种种，几乎就视若无睹了。有天晚饭后，小田带凤儿去南山散步，梧桐树下，正和陈院长一家迎面相遇，他热情地打了个招呼，但陈院长正听女儿唠叨，没有搭理他。小田略有不快，很快也就过去了。但凤儿哼了声：“不懂事。”回到家，她还撅着嘴，他嘿嘿一笑，在她嘴上拧了拧。第二天，在办公室和高主任笑谈何谓妇人之见，就把路遇陈院长的事说了，重点当然是凤儿的小肚鸡肠了。但高主任没笑，反而正色道，“你爱人这么男儿气，她都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小田哦了声，收了这话题，心里却结了个小疙瘩。
他下班回家，凤儿淡淡告诉小田：“今天院长女儿来小卖部买冰棍，俺看不得这丫头一副资产阶级的德性，就把冰棍扔到了她脸上去。”小田大惊，怒吼：“这怎么使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