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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还有一个生活的战国时期的人物，那就是孟子，它的代表著作就是《孟子》。孟子即孟轲，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幼时家境贫寒，曾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孙伋的学生。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并发展为仁政学说。他的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对知识分子要“尊贤使能”，让“俊杰在位”；对于商人要减轻他们的负担，免去负贩商人的税；对于种田人要恢复井田制，不要增加额外的赋税；对于城市居民要免除住宅税。仁政学说贯穿了一条民本主义的线索，提出了“民贵君轻”这一赋予民主性的精华，告诫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民心向背关系国家的兴衰。孟子的仁政学说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最高范畴是天。可惜，孟子的这些理论直到宋代才被儒家视为思想基础，并尊称孟子为“亚圣”。
孔子并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论语》中的样子，在他奉行“仁”的同时并没有废除杀人制度，公元前497年，孔子摄行鲁国宰相一职，上任前他还说从政干得好是用不着杀人的，可是上任不到七天他就命令杀死一位鲁国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人的理由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混淆是非”。可见，孔子要维持的是已经灭亡而且远去的周王朝的“礼”，并不是要求社会进步的“礼”。西周末年，周宣王复辟成功，但周幽王的荒唐和淫乱无度导致周王室对社会秩序失控，最终导致周平王在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同时宣告周王朝的联盟主地位的丧失，孔子作为周公封地上的贵族，一生没有做过任何自己认为下贱的事，而一方面他亲眼目睹了晋国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八氏沦为奴隶，另一方面比如像齐国的鲍子文、鲁国的婴齐、晋国的州绰和梳头须由原来的奴隶变成现在的贵族。商人本来是贵族们的“食客”，是贵族们拳养的，而今他们居然成为新的社会上层。于是，孔子是为了挽回没落贵族的命运和稳定他们的专政局面，宣扬自殷周以来的亲于统治者氏族的“仁”。
“工商食官”，这是从有手工作坊开始就形成的定律，至今无人能打破这种习惯，即使现在没人这样说，但是工商业依靠官僚生存依然如旧。这也就是官匪勾结的具体原因。大千世界不是为一个人创造的，古来就是如此，就连孔子也不列外。当自己的弟子子贡从商业经营中发了财，孔子的表现如何呢？孔子骂子贡是不安分守己、妄肆求富，“不受命”而违反天命。对自己的弟子尚且如此，并且在他生活的后期子贡还不时接济他，由此可见孔子对当时从商业经营中新兴的贵族的态度。那么，在孔子要维护的“礼”中，他认为的君子或士到底是谁？纵观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的著作，我认为他认为可以算得上君子和士的人不外乎就当时的贵族，尤其是决定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春秋时期的社会上流其实已经由三部分人组成，他们分别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新兴的地主和新兴的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商人。而且，这三部分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基本趋势就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正在出售奴隶和土地，从商业获得大量利润的商人正在收购奴隶和土地，一跃变成地主，而依托城市生存的手工业者和依托土地生存的奴隶们依然是一贫如洗。商人经营土地的根本原因是从土地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他们经营土地的方法肯定与奴隶主们不一样，他们更希望把买来的土地租出去，这样他们希望有更多失去土地的奴隶，把他们变成后来历史学家归来成佃户的农民，而自己仍然从事商业活动，依靠风险比较大的商业来尽快脱离贫困，毕竟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很多，战争即给商人们带来巨大利润，又给商业活动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孔子是看不惯这部分新兴贵族的，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可阻挡历史的潮流。这也就是他在政治上很失落、心情很郁闷的具体原因。
我们看到的孔子是一个职业的教育人士，孔子也是希望通过他的教育来挽留已经没落的周王朝统治，但是如果没有孟子的出现，我认为孔子的治国理论还是一团乱麻，无头无序。可是，在宋代以前孟子其实是很难走进儒家学说的中心位置的，毕竟孟子主张的“民重君轻”思想和“君命天授”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种中心理念，孟子与孔子还是生活在两个年代的人，即是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无法到现在发展的速度，但与春秋时期相比肯定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矛盾也有了很多的变化，主要就体现在地主集团更加强大，奴隶主集团越来越少，所以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会日趋显露。但是，宗教的力量就更加显示出他的活力，尤其是按照地主阶级重新洗牌后的宗祠力量的强大，就成为决定社会的主导力量。对儒家思想进行必要的修订，尤其是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修订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我们敢怀疑《论语》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可以。虽然，《论语》真实地再现了孔夫子在那个年代进行讲学的情景，而且有根有据地表明许多孔子的看法与智慧，但是，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后，《论语》传到汉代已经有三种版本，他们是《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而且内容是他的弟子根据自己的记忆或传说编录而成，这样的一本书能全面反映孔子的思想吗？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则，甲对乙说自己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乙就把甲的话这样传给丙：“甲不小心划破了手指，血流如注。”而到丁知道此话时已经变成甲不小心砍掉自己的手臂，等到戊听到丁对甲发生的事时，已经变成甲不小心砍掉手臂，并且死亡。这样一个血腥的故事就完成了。然而，甲依然活着，当他听到自己死亡的消息，可能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了让自己的宗师成为“圣人”，我个人的看法是完全有可能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凭自己的想象和塑造能力创造一个完美的人，毕竟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太想进入政治的中心了，而孔子完美的形象是他们进入政治中心的前提。孔子以历史为根本创造的教育系统也是统治阶级希望看到的内容，考据和注解孔子编著的经典也是他们能步入上层社会的根本。
既然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没有他的理论进行试验的场地（主要是社会条件不允许，阶级矛盾与他的看法有出入），那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不会由于他的理论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答案是肯定的。战国末期，各路诸侯最想实现的是尽快摆脱其他诸侯国家对自己的威胁，孔子的教育治国的理论是长治久安之计，却不是在诸侯对立中战胜对手的根本方法，那么社会基本稳定后，社会矛盾已经不是以夺取政权为主的时候，贵族基本是由一个或多个联盟组成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利用“君权天授”或“代天牧民”的思想却不失是一个好办法，甚至也可接受能迷惑受统治阶级的“君轻民重”思想，因为儒家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思想完全可以建立一个万民臣服的社会秩序，而这恰恰就是奴隶主贵族彻底失去统治地位之后的统治阶级最想要的东西。
秦孝王不会用儒家思想，因为当时孟子还没有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融汇到儒家理论体系之中（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6年，此时的孟子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他可不希望整天耳边有一个嗡嗡的苍蝇来评论朝政；秦王嬴政不用儒家思想，因为赢政要的统一四海的国家，要的民富军强的国家，而且秦国的兴起的根源来自法家思想，并且在奴隶主贵族还没有彻底消除之前他还得要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加上落在这位千古一帝身上的重担是经济、文字、宗教的统一（包括度量衡的统一），他没有强硬的军事力量来保证，没落的各国诸侯贵族还是有能力来推翻他的统治的。（更加据体的原因详见绌著《殉道十五年》）
刘邦灭了秦王朝后也没有立即采用儒家思想，那是因为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当时的社会矛盾还处在于秦国统治时期差不多的状况下，毕竟秦王朝的统治仅仅十五年，还没有机会把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强大实力消除，并且在他执政的十二年里，他还忙于镇压统治阶级内部造反，强大的军队是完成这些事情的基础，也就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吕雉的朝野势力。汉文帝刘恒是一个统治阶级民主选择的皇权继承人，他也不可能也不会激起社会变动的，选择无为而治是势在必然；汉景帝刘启生活在爱好黄老之说的窦太后的阴影下，也是不会改变父亲的政治政策的。而恰恰就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的三十九年的无为而治的历史缓和时期，新兴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倒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为汉武帝刘彻创造了一个展示身手的机会。“文景之治”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国家，而且创造了一个封建贵族强盛起来的时期，它体现的不仅仅是与民休息，而且孕育了一个社会变革。就在刘邦建立汉王朝66年后，我们的汉武帝刘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赵绾、王缰的建议下，汉武帝进行了一次虽然是不成功的改革，但树立皇家权威和加强中央集权的信念已经根深在刘彻的心中。为了进一步打击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他在维护皇家尊严上依然采用秦王朝的法家思想，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上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第一次进入统治阶级的视野，在我国历史上开始了“士”途之路。
虽然，汉武帝开始了开科考试的仕途之路，但他并没有废除百家，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其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