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舌的直接原因？但也不尽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我接受过日本三大报纸的共同采访。在那次采访会上，我系统地叙述了我的文学观，流利地轮番回答了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我顺着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下子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记者们都受到了感染。这里头确实有些神秘的东西，同每个人的语言系统有关。
我的身体并不是天生不协调。比如跑步，这种从幼儿时代就以最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运动，我能够做得最好，不但跑得很快，姿势也很好。而游泳就不同了，我十一二岁才开始学，一直到二十七八岁还每年都去游，很认真地学，但我的最远纪录是两百多米，速度为半小时两百米。我终于放弃了对游泳的学习，但直至今日，我快五十三岁了，我仍然每天跑步。也许我的身体的性能就是对于我的社会属性的一种形象描绘：我极难适应外界的活动，到任何“单位”都觉得别扭，却在三十岁时自立门户，干起了个体裁缝； 我极为厌恶官话套话，打死我也说不来，却能够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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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逾越的障碍（2）
文革期间我放弃了上中学，就是对于那种我没法模仿的语言的恐惧。那时天天搞大批判，每天都要发言，我一想到这事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实际上，不上学使我找到了学习语言的正确的模仿途径——阅读文学书籍。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模仿，同时也保留了不模仿的权利。那时，为了从熟人那里借到一本小说，我可以在一天里头跑30多里路。上午借来，匆匆地看，饭也不吃，晚上还得去还书。一本好书反复地读啊，抄写啊，甚至连插画都要用透明纸蒙着描下来。强大的动力将模仿变成了最快乐的事。
青少年时代，我读过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到头来，只有读文学书的那种模仿是永不厌倦的，那就如我童年时代的奔跑一样自然。的确，文学几乎就是我的肢体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选择性极强，但一旦学会，就有无穷的表演前景。我常想，我会要等到自己衰老不堪，连句子都记不起了的时候才会停止写作。在那个不要文化的时代，一本好书可以使我连续一个月生活在白日梦当中，那种梦就如同电视连续剧的回放，就连角色对话的语气之精微都能全盘保留，当然也被浓浓的自我的色彩所浸透。还有谁比我更乐意这种模仿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广义的“本色演员”。我的本色不是某一类的角色，而干脆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确实，我一辈子都坚信有一种这样的本质，她深深地嵌在世俗的事物当中，而我的使命就是将它表演出来。这种表演需要的不是那种表层的模仿技巧，而是一种深奥的灵魂复制的能力。我感到老天已经将这种能力赋予了我，我决不能将它白白浪费掉。我要将我内部黑暗混沌的处所所发生的一切复制出来，我认定只有这，才是我所乐意的那种模仿。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什么除了读文学书，其他方面的模仿对于我来说都是如此的艰难，或者根本就做不到；为什么我的肢体的活动常给人一种不协调的、难受的感觉；为什么我连人之常情都学不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内部的那个幽灵在保护着我的才能啊。如果我终于学会了那些事，如果我变得协调了，看起来顺眼了，我生活中的重心也就转移了。所有的心的渴望，都是向着愉悦展开的。一颗自由的心，就是一颗以最合理的方式发挥能量的心。我认为自己在漫长的写作年头里不断地获得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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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包袱（1）
一早起来，我就在忐忑不安。班主任老师规定，这个星期里头每个人至少要做一件“好事”。而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星期六了。如果再不抓到机会做好事，下个星期我就有可能挨批评。对我来说，当着全班人的面挨批评可是要命的事。我拿了两个馒头就匆匆往学校赶。前几天，因为去学校不够早，扫帚和撮箕都被人拿走了，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做好事”，自己插不上手。啊，当时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我不吃饭就来到学校，也许可以拿到扫帚。但我又害怕那时同学们还没来，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扫操场。要知道过一会儿他们都来了的话，我在他们面前会多么害羞啊。就好像我是特意做表现，做给他们看的。我想来想去得出了结论：我必须既不早也不迟，要选在刚好是那些经常做好事的同学到校的时间到校，然后混在他们当中去抢一把扫帚，这样就没人注意我了。最近经常做好事的同学有班干部也有“要求进步”的学生，有不少人呢。
我跨进校门之际，很快就发现自己到早了，到处静悄悄的。那么，扫帚拿还是不拿？拿的话，万一现在来了同学和老师，看见我一个人这么早在扫操场，他们会怎么想，我又会是多么的难为情！如果不拿，等下同学们来了，还不知抢不抢得到呢。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再也没机会了，要是被老师骂一顿，那才是更可怕的事。我选了一把好扫帚握在手中。糟糕，对面有个人来了。待他走到面前才看清是个工友，于是松了一口气。我一直走到操场尽头，靠食堂的拐弯处，这样别人就都看不见我了。我就在那个弯弯里面慢吞吞地扫着落叶。过了好一会才听见喧闹声，是他们来了，他们在我对面一字儿排开，扫过来。我连忙跳出来，对着他们扫过去，同他们汇合。“咦，她也在这里！”有人吃惊地说。我很得意，在心里欢快地反复对自己说：“我做了好事了！我做了好事了！”那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今天做了好事，做好事并不难……”
母亲反复强调说：“要学好，要做好学生。”我知道她的言外之意。并不等于我搞好了学习成绩就是好学生了，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但我的品行鉴定上总是写着：“要关心集体，多参加集体活动。”母亲就是因为这个对我不满。
有人每天下课后不去玩，留在教室里将弄乱了的课桌一张张摆整齐，我应不应该和她一块干呢？可她是班干部，老师面前的红人，我什么也不是，我要去做的话，别人一定笑话我。我只有在大家都一齐做好事的时候才敢掺乎在里头去做。比如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擦玻璃，倒一倒垃圾。可是这种时候老师没注意到我，所以她对我的印象还是维持原样。大概她认为我是个阴沉的、不爱说话的孩子，对争当好学生没有兴趣。其实，我多么羡慕那些好学生啊。但我也知道我是当不成好学生的。我同那些好学生太不一样了，要让我变成他们那样，简直是要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好几年里头，我一直被“做好事”的沉重的包袱压得伸不起腰来，因为老师每个星期都要总结班里头的好人好事。有几次，班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表扬，可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实际上，我每个星期至少做了一件好事，比如倒垃圾啦，比如捡干净地下的字纸啦。可是她没看见，班干部也没有向她汇报，我太不显眼了，做好事的时候又太爱害羞了，就像做贼一样。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喜欢当着老师的面为集体干活，老师一走，马上就把手里的活一丢。
老师反复在讲台上说：“班级是个大家庭。”我听了非常害怕。因为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每天都要做好事，还要去关心同学的困难。班上谁有困难？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同两三个同学有来往。我怎样才能担负起家庭成员的职责呢？在老师的授意之下，有一个成绩很差的同学主动来找我了。这个同学把我带到她的家里，是很破旧的木板楼，处在城市贫民窟里头。我兴奋得要命，那摇摇晃晃的楼梯，那又黑又小的房间，对于我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我们坐在黑房间里聊天，快活极了。聊完天才开电灯，匆匆将作业写完了。当然我也给了我的朋友应有的帮助。但是我和我的朋友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要向老师汇报，我们都懵懵懂懂的。我对这个同学的“帮助”持续了半个学期，我们一块玩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的老师似乎忘记了这回事，也可能是我做好事的效果不显著，反正后来没有表扬我。到了下个学期，教师就不再要我帮助同学搞学习了。期末时我得到的评语仍然是：“要多关心集体，关心同学……”我把我的学年记录藏起来，但家里人还是看到了。我感到我是一个有致命缺陷的人，时常心事重重的。所幸的是童年时的诱惑太多了，那些游戏常常可以使我忘掉自卑，重又同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沉重的包袱（2）
我对作为大家庭的班级一点好感都没有，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同一个一个同学的交往。我最喜欢同某个女孩去她家。一般她们住在贫民窟里，属于“早当家”的孩子。她们一回家就要做家务，生火啦，淘米啦，做饭啦，洗衣啦。她们做起活来一举一动都那么优美，我简直看呆了！我由此知道，被我所厌恶的家务劳动（因为耽误了我玩的时间）还有这么大的乐趣。手工劳动那种宁静的、聚精会神的优雅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至今我仍然感叹：她们是多么美丽的女孩子！
何等的有才能！
做不了好学生，又羞于同老师接近，所以也出不了头。现在看起来这真是很好的事。孤独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还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孤独让我养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的习惯，并得以将这习惯保持下去，使自己能在人生的重大关口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我那个时代，“不合群”是一个小孩最大的缺点，必须要加以克服才能走进社会。这种情形今天已经有所改变了。我时常鼓励家庭里的下一辈做不合群的事，希望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孤独。据我亲身体验，我接触到的某些小学老师是多么的糟糕啊，同四五十年以前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