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的包子，为我们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赵瑞云请清华大学家属和孩子们聚会，给唐绍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一次大河埂聚会。主人是潘光旦太太，专门邀请李家院子全体家属，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个独院，位于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边是一座二层木楼，他们住在楼上，前面是院子。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挤满了人，小孩子更是闹成一团。潘太太准备了各种菜肴，大家自己动手做着吃。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面筋是怎样从面粉中做出来的，感到新鲜和好奇。潘太太还事先向门前田主买下田里一茬蚕豆，这时发给每个小孩一个篮筐，领着大家到田里摘蚕豆。我们专捡嫩的摘，不管是生吃还是做菜，都特别香。［1］［1］唐绍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战时期疏散生活琐记》
随着时光流逝，这段记忆愈加清晰。唐绍明晚年回首昆明艰难岁月，感慨万千：这种抗战“牙祭”，既饱了大家的口福，还增进了彼此的友谊。这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友谊，是平等的真情，是战时艰苦环境的产物，这无论在战前或战后都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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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种菜
陈达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从事过中国较早、规模较大的人口学调查研究。1938年秋，清华大学成立金属、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国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关于本国人口、农业、工商业及天然富源等各种基本事实，并研究相关问题，以期对于国情有适当的认识，并就研究结果贡献于社会”。陈达参与了该所的筹划并受聘为研究所所长。据陈达的记载，该所原址设在昆明青云街169号，“临翠湖，颇幽静”。学校和研究所重视人口研究。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学校每年拨款四万元支持研究。国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课题选择呈贡县进行开展，得到当地的支持。于是，该所为了避免日寇飞机轰炸，迁到呈贡文庙，陈达教授一家也随之疏散到呈贡。
战时生活困难，陈达教授为养家糊口，率领妻儿，荷锄戴月种植蔬菜。他在回忆录《浪迹十年》中写道：
今年余家在文庙后开辟菜地八块，崇圣祠前两块，每块不过宽一丈，长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厨房后种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陈达之子）下籽，成绩不佳，白薯尚好，谅可收七成。（二）西门内种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种籽由李悦立县长送来，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开花即已结实者仅二棵。（三）西门内往东，种刀豆、包谷、洋芋，成绩不如去年。（四）李福昌旧种烟草地，今年余改种萝卜、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结实，辣子不到三成，萝卜仅出十五棵。（五）往东，种刀豆，成绩甚佳。（六）往北，种黄豆，被马吃过两次，今虽又长，但恐收成不佳。（七）北墙边，每年余种西红柿……今年由莫刚老师增秧五十，种后先由松鼠偷食其茎，结实后松鼠又食其果……（八）屋东，种西红柿及南瓜，西红柿今年有黑病……南瓜为毛虫所食……（九）屋南即崇圣祠前，种西红柿及冬苋菜……几乎全军复没。（十）屋东南，雨季中，函高逸鸿兄买冬苋菜籽，寄到后即在此下籽，无出者……
陈达教授种的蔬菜，不是不出，就是被动物偷吃。教授为了生计种菜，收成不好。食物匮乏，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种菜种粮，自力更生，不仅陈达教授一家，还有更专业的。
从1941年开始，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在中国的上空作战数百次，成为令日军胆寒的“空中猛虎”。1943年的秋天，昆明的空袭威胁解除了。此后，联大教师陆续搬回到城里居住，但是中国战场的情况并不让人乐观。1944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一溃千里，大批外来人口又一次涌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导致了昆明物价的再次飞涨。
即便是住在唐家花园的终生未娶的单身教授陈岱孙、金岳霖，和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陈福田、朱自清，也为生计发愁。由于物价上涨，买菜的钱也不够了。于是，他们在唐家花园废弃的苗圃开辟菜园子。陈福田写信给檀香山的美国亲属，从美国邮寄来菜子。大家推举李继侗作为负责人和指导，种菜自给。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这是最佳选择，生物系有个讲师沈同当“种菜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浇水，施肥。昆明的天气非常温和，一种，菜长势喜人。菜丰收了，自己动手，大伙开伙做菜，吃起来格外香。
除去唐家菜园，那时，联大的许多人家都有一个这样的小小菜园，用来解决部分的食物。而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谁动了教授的米面
1938年春，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周培源一家终于抵达昆明。周家从郊外租借了被称作“马家花园”的住宅。房东是一位马姓团长，西式宅院，堪称豪华。宅院宽大，一家住宿颇为阔绰。于是，周培源夫妇，便邀请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柽夫妇入住。
这里一提任之恭、陶葆柽的特殊婚礼，七七事变之后，北平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于7月28日在北平结婚，冯友兰为其主婚。就在这一天，宋哲元的军队撤退，北平失守。当天晚上，城门关闭了，他们在清华预备的新房也没有用，北平就沦陷了。喜庆与惊恐相伴随。这个特殊的婚礼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她将这个情节写入她的小说《南渡记》。
周、任两人均是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返校任教的物理学家，他们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患难之际，共处一院，相濡以沫，其乐融融。后来，任之恭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苦难里不无欢悦：
房子的生活设施极好。不仅如此，周是一个南方人（即来自中国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结果，两个南方人非常能干而且勤劳，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们的两位“吃苦耐劳”者提供的安逸。后来我们甚至有了一个很不错的厨子。他烹饪的猪肉我们非常喜欢吃。他烹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个坑，在坑的两头支上木棍，架住乳猪，用一种原始但有效的旋转方法来烧烤。我们享受着他做的美餐，但到后来我发现他“欺骗”我们的技巧不亚于他的烹饪天才，让他买米，他把其他东西垫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来好像很满，从而将其余的钱侵吞。后来我们把他解雇了。［1］［1］任之恭《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还遇到一次比失窃更糟糕的经历，从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抢劫。
那时，清华特种研究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上课主要靠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有危险。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了，任之恭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游国恩：米让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游国恩（泽承）应好友罗常培邀请，到西南联大及北大中文系执教。游国恩是《楚辞》研究专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专著《楚辞概论》。游国恩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
由于日本飞机经常来犯，联大教师多住在乡下。游国恩住在离城二十里的龙头村。乡间住宅条件差，有时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进城去住。
住在乡间时，游国恩进城上课都须步行（后期有一半路可乘马车），他的课都集中在一两天内上完，授课期间住在城里学校的教师宿舍。由于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薪水入不敷出，游先生当时还兼了两个差，一是在留美预备班讲课，一是在云南大学附中教国文，教学任务极为沉重。不仅如此，向来不过问家务的他还要负责买米和买柴炭。
游先生每逢发了薪水，就从城里买两袋米，请肩夫挑回乡间家中。有一次他随着肩夫走到大西门，肩夫竟故意在乱哄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先生丢了米，就买了两根甘蔗扛回家。夫人问他：“米在哪里”？游先生笑着说：“让挑夫挑走了。”但他随即又说：“他比我更需要。”关于这段艰苦的生活，游先生曾写过一首题为《昆明大西门外口号》的诗，可作为当时情况的写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栖栖牛马走，仆仆沮洳道。持此衰病躯，犯死换温饱。摇摇战风霜，城上有劲草。”［1］［1］游宝琼《游国恩先生在西南联大》
姜立夫、叶楷碾米
1937年，姜立夫因为夫人胡芷华（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分娩期近，没有随同南开师生南下，暂时停留在天津等待夫人生产。9月份，儿子出生，半百得子，让姜立夫非常高兴，给他取名“伯驹”（姜伯驹后师从江泽涵，成为拓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誉满中西）。1938年8月，北方局势恶化，姜立夫带着全家迁到上海，11月，姜立夫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仲騄”。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经在昆明组建联大，要求姜立夫回校。
姜立夫牵挂着内陆的广大师生，把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两个儿子留在上海，自己义无反顾地独身前往联大。此一别，八年不能相见，直到抗战胜利后，姜立夫一家在上海团聚。
姜立夫只身一人在昆明，幸好有侄女姜淑雁、侄女女婿叶楷一家相伴，生活上相互照顾。叶楷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