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这是一间很矮小的破房子。当地农民习惯人畜同居，小小的房子分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关猪牛。这房子的主人搬了家，房子空了，楼上楼下的面积算起来还不到20平方米。楼下是关牲畜的，又脏又臭，四壁发黄，斑斑驳驳。王力觉得在这战争时期，有个安身之所就行。他稍事修葺，买点石灰粉刷了一下，就搬进来，住下了。房子的门低得能碰头，屋顶的瓦片能见日光，雨天漏雨，冬天透风。门外猪牛粪遍地，臭气熏人。王力和妻子夏蔚霞刚开始很不适应，时间长了，安之若素。王力在大门两边贴了副春联：“闲招白云鹤千里，静读黄庭香一炉。”他进门时，总爱念一遍字迹漫漶的春联，道一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聊以自慰。
龙头村离昆明十多公里。王力每周要到联大上一次课。他每逢进城那天，就提个书袋，穿上夫人给他做的布鞋，徒步上路。一般是当天进城，第二天早晨上课，下午转回龙头村。
1941年1月，王力的儿子王辑国就出生在这个小房子里。宗璞在回忆其父冯友兰的文章中提到这件事：“王力夫人的头生儿子，是母亲（任载坤）接生的。王夫人夏蔚霞告诉我，王先生进城上课去了，她要临产，差人去请冯太太，冯先生也来了。后来是母亲抱着她坐了一夜，第二天孩子才落地。”
王力教授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在乡下住了一年多，他听到村里有装电灯的机会，欣喜若狂，但是装电灯的代价实在不小。显然是被菜油灯搞得困苦不堪，王力居然破费装了一盏电灯。他写道：“我住的房子距离电线木杆五十公尺，该用电线二百余码，计算装电灯的费用，是房租的百倍。我居然有勇气预支了几个月的薪水以求取得这一种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东西。于是瓮牖绳枢，加上了现代的设备。一到了黄昏，华灯初上，我简直快乐得像一个瞎了十年的人重见天日。那个一年来的良伴菜油灯，被我抛弃在屋角上，连睬也不去睬它了。”战时学者的居住条件急遽下降，清贫至此——装一盏电灯，对教授来说，是经济上的难以承受之重。省吃俭用装上电灯后，欣喜若狂。
1943年，广东人在昆明办的粤秀中学聘请王力兼任该校校长。王力把家搬到这所学校。居住条件较之以前大为改善。他的住所前面有个小院，院子里有两颗挺拔的棕榈树。此时，王力经费孝通介绍，一面为《生活导报》开专栏“龙虫并雕斋琐语”；一面又应《中央日报》增刊之约，为该刊写小品文。这个专栏叫“棕榈轩詹言”。詹言出自《庄子齐物论》，指的是小言，以示自谦。
王力在龙头村居住时，就开始为报纸写专栏。那时，他为《星期评论》撰写小品文，专栏名为“瓮牖剩墨”。“瓮牖”指他在农村居住的陋室； “剩墨”指业余之作。
王力业余时间致力写小品文，闻一多曾直言提出批评。认为王力作为语言学家不该写那些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斗志。王力并不认为轻松有趣的小品是无聊乃至堕落。“龙虫并雕斋”是说，他在书斋既“雕龙”也“雕虫”——“龙”指他的学术著作，“虫”指非学术性的文学作品以及普及性的文章。
笔者曾阅读过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仅仅看题目就可略知一二，既有直切时弊、关注民生的文章（《路有冻死骨》《战时的物价》《疏散》等），也有描摹个人见闻、世情百态的小品文（《辣椒》《劝菜》《西餐》等）。王力的小品文，题材广泛，涉及抗战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风俗教化，人情世态，新亭之痛，黍离之思。掀起了战时昆明社会画卷的一角，亦可折射战时联大学者的生活窘况。
王力为何写了大量的小品文，他在文中自嘲地说“完全为了稿费”，为了补贴生活，让饥寒的生活窘况稍有缓解，这是一方面。更大的对国统区的黑暗进行隐讽，是一个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和发言。从“满纸荒唐言”中可看出“一把辛酸泪”。
1983年8月，王力重返昆明，感慨良多，有《缅怀西南联合大学》诗云：“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学业，盖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银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专篇。”
费孝通为孩子出生找房子
位于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曾是费孝通《禄田农庄》《内地农村》等重要著作的诞生地，他的大女儿也是在这里出生。
1940年10月13日的轰炸毁坏了费孝通在文化巷的住所，14日他便疏散到呈贡县古城李保长家租住，一住就是5年。李保长家正屋四开间楼房，已经有一半租给同济大学的周先生等三家人。费孝通只好租住了一间厢房，厢房下面一半是房东的厨房，一半是它们的猪圈，楼板的材料是结实的，可是板与板之间的缝却没法拼得太紧密，楼下的炊烟和猪圈里的气味可以上升到厢房里来。厢房靠院子的一半板壁还没有起，只用草席挡着风。他希望两件事：把猪圈搬开，把板壁起好。交涉了半天，只是把板壁这一件事做到半件，至于猪圈，则没有任何进展。房东说猪的收入比全部租金大好几倍，出租房子是为了交情，而且带一点救济难民的性质，并不等钱用。费孝通对房东心怀感激：“他给我这炸弹不会炸到的房间，至少减轻了生命的威胁。”
费孝通更大的麻烦是住了不久以后，费孝通夫人怀孕了，房东出乎意料地给了他一个警告：他的孩子决不能在这里出世。房东决不是有意为难他，仅仅是为了遵照当地的风俗，据说一家人的住宅，若被别人家的孩子的血光一冲，则殃及这家人的子子孙孙。
费孝通本已请妥了一位相熟的助产士来乡下接生，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政府虽有明令，郊外房东不得刁难疏散居民，尤其应保护孕妇，但是乡下人碍于风俗，不准在他家生育也有他们的道理。费孝通转而求助于卫生院，不巧的是卫生院设在该县的圣地文庙，在其成立之初，就已接受了当地人的要求，绝不容留产妇。此事真是急得费孝通团团转，最后不得已找到县城的一位广东太太，以5元一天的代价，租了一间黑得看不清楚钞票数字的房间，孩子总算可以在屋内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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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西南联大有“数学三杰”，就是指华罗庚、陈省身和许宝马录。虽然他们当时都只有三十多岁，但都已成为名教授。
1938年秋，华罗庚结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进修，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经过千里跋涉，他终于在距故乡千里之遥的昆明，找到了半年多来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他到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刚开始与陈省身、王信忠同居一室。后来，华罗庚的房子被日机空袭炸毁。华罗庚逃过死亡的劫难，在走投无路之际，闻一多伸出了援手。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厢房里。这是一段患难与共的生活。
后来实在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普吉附近找了个牛圈，用最便宜的价钱，把牛圈上头用来堆草的楼棚租了下来。牛住下面，他们一家人住上面。这位数学家在昆明城郊农村过着“一灯如豆”、“危楼欲倒”的生活。
当时即使是昆明近郊的贫苦农民，也极少有在牛圈上面的草棚里住的。而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以其惊人的毅力，拖着伤残的腿在相距十几里的学校与楼棚之间跋涉。晚间伏案于牛圈的楼棚，华罗庚潜心于他的数学专著和论文。牛在柱子上擦痒痒，整个楼棚就晃动，人坐在楼棚上，就像喝醉了酒一般。华罗庚不仅感慨万端：“清高教授，呜呼！清则有之，清者清汤之清；而高则未也，高者高而不危之高。”
在当时的联大学生徐利治的印象中，“华先生很有奋斗精神，非常努力，做学问有许多想法，常常乐于谈到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收获。我每次到他家去都看到他伏在吃饭用的桌子上做研究。……他喜欢在饭桌上做研究，因为他的书房很小，桌子也不大。”［1］
天气热的时候，蚊子成群地在牛圈飞舞，虱子跳蚤也来吮吸数学大师的血液。在这样的条件下，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这短短七年间，华罗庚开创了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写出了《堆垒素数论》和《数论导引》两本专著及十几篇论文，仅公开发表的论稿就达百万字之多。
不久，华罗庚的又一个孩子降临人世。华罗庚实在无力去挣额外的收入，无法将妻子送进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这间破屋子里呱呱坠地。华罗庚望着这个生不逢时的苦孩子，辛酸而不无幽默地说：“这孩子就叫华光吧，我们的钱都已经花光了。”穷困中的华罗庚常常对人自嘲：“华光华光，全部花光，哈哈……”
几年以前，华罗庚在大洋彼岸追随他的英国导师研究“华陵——哥德巴赫”这一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为了纪念自己取得的成就，他给女儿起名字：华陵。从华陵到华光，两个名字包含了这位中国数学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辉煌和所有的辛酸！
英国学者李约瑟到昆明进行学术交流时，曾这样评论当时的中国教授：“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常常闻名于欧美而不得一饱。”华罗庚的妻子吴筱元得到两个鸡蛋，他让妻子把鸡蛋平均分成五份，自己把其中的一份吃了，剩下四份留给妻子和三个在家的孩子。妻子望着桌上剩下的那4瓣鸡蛋，眼泪不由得扑簌而下。华罗庚安慰说：“等我这本《堆垒素数论》出版后，我们去割几斤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一顿。要是还剩着钱，就给孩子们添几件新衣服，再给我自己买两包烟——真想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