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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新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已，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回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啸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牗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色色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4）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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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的婚姻
感谢造物者的安排，使我能够诞生在我的家庭，虽不肖如我，却有一位才如仙人的父亲，一位贤如圣人的母亲，有严父的督导，慈母的呵护，人生如此，岂不是幸莫大焉！我崇拜父亲，热爱母亲。
先母周南先生，原名周淑云，籍贯虽是云南，却生长在北京。由于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带领3个儿女便住宿在“云南会馆”。“云南会馆”的馆址在菜市口附近的珠朝街，那里便是最浓郁、最典型、最具有北京味气息和文化的宣南区。在讲“老礼儿”的谦谦君子氛围中长大的母亲，自然融进了善良、温柔、宽容及讲究礼仪等美德，在我和她生活过的二十几年中，我从没有看见过她厉言疾色地大声叱呼，偶尔发一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的。母亲长得很美而且活泼，笑起来会漩起两个浅浅的酒涡，甜甜的，非常美丽，直至现在，我也常常在梦中看见母亲那能化解别人痛苦的笑靥！母亲讲一口地道标准的北京话，加之她清脆圆润的嗓音，说起话来不仅甜美轻柔，而且极富韵律和音乐感，听母亲说话，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母亲的性格活泼开朗，慷慨好施，所有和她有过交往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喜欢她，由于她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可知她的人缘是非常好的。母亲生长在北京城南，对北京的吃食自然是情有独钟，她喜欢北京的面食，什么饺子、包子、炸酱面等，都很拿手，作饺子拌馅，不用尝，只须用鼻子闻一下，保证咸淡适中，堪称一绝。母亲也喜欢北京的小吃，豆汁、面茶、茶汤、驴打滚、烧羊肉、芝麻烧饼她都喜欢。最喜欢听京戏，她有一条甜脆圆润、醇厚宽亮、高低自如的嗓音，不仅音色美，音域也宽，做学生时，就以动听的歌唱享誉于她就读的“春明女中”。母亲喜欢京戏，父亲也喜欢京戏，不过从演唱技巧及京剧知识方面，父亲和母亲比起来，那就逊色多了。母亲唱戏条件好，悟性高，而且认真地向内行学过戏，甚至向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雪艳琴请教过。父亲却是一条“左嗓子”，也就是歌唱者和伴奏的琴声合不到一起，两者各行其是，用梨园行的话说，就是“和胡琴说不上话”。不过有意思的是，曾经“粉墨登场”过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说是在学校的游艺会上，父亲认识了母亲，而且是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便以此名行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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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纪念照的故事（1）
这张父亲、母亲婚后纪念照，历经抗日战火的磨难，岁月沧桑的变迁，“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得以保存下来，由于它的“幸免于难”，就更加弥足珍贵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父亲丢弃了一切财产，手提一只皮箱，匆匆到了重庆。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3岁的三家兄，冒着日机的轰炸，涉水登山，经历了千难万险，完成了千里寻夫的历险记，终于和父亲在重庆团聚了。而这张照片，随外婆避难到了故乡安徽潜山，在外婆的箱底里，静静地躲了8年。抗日战争在8年的奋战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一家也终于在北平团圆了。经过了8年炮火的袭击和敌机的狂轰滥炸，才知道和平的可贵，经历了漫漫长年的分离，才知道亲人团聚的温馨。父亲在北平北沟沿甲23号的新家，看到花木扶疏的院子，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桌前，自然和重庆山村茅草屋的滋味大不一样，他非常珍惜这全家的团聚和新的生活。所以当他重新看到及把玩和母亲合摄的纪念照时，真是百感交集，他情不自禁地把这张纪录着他和母亲幸福时光的照片，拿去复印，并且感慨系之的在照片后面用毛笔楷书写下了：
民国三十五年
古历八月初六
吾人十五年
结婚纪念
恨水
周南
复印于北平
父亲把题好字的纪念照，小心翼翼地压在书桌的玻璃板下，这样在他每天伏案写作的时候，都能看到这张照片，会使父亲想起在战争年代他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生活。1949年父亲大病以后，我们从北沟沿搬到了砖塔胡同43号，父亲又亲自把这张纪念照，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他平时沉默少言，严肃而不苟言笑，生性忠厚而有些木讷，喜怒哀乐皆不形之于色，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所以我一向对父亲是敬畏多于亲近。但是他在不经意间默默做出的这些“小动作”，却含蓄真切地表达了父亲对母亲深厚诚挚的感情和丰富无比的内心世界。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家的左邻右舍，都遭到了红卫兵的光顾，叱骂之声不绝于耳。我们为了保护父亲，怕红卫兵小将来“抄家”，就把当时认为是“ 四旧”的东西，收藏起来，母亲的照片当然是在“四旧”的行列之中。突然有一天，就见父亲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在北房的三间屋里，翻动了所有桌子的抽屉，在寻找着什么，等我们听到了响动，要过去帮忙时，只见他又走向我们住的南屋，急切地问我们：“你们看到了压在玻璃板下，你娘带着金锁的那张照片了吗？ ”当内子告诉他，是我把这张照片藏起来了。父亲便没作声，转身进了北屋，随后他又做出了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举动，他用有些颤抖的手，把我们收起来的母亲照片，又全都挂在他的床头，与这些照片朝夕相伴，似乎仍然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像守护神般地守护着这几张纪录着他与母亲渡过的幸福时光的照片，为此哪怕被“抄家”，被“批斗”或是为此送命，也在所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