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金训华，被视为青年楷模。陈逸飞和徐纯中根据金训华的事迹创作了《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这幅感人至深的《金训华》，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封底上，加上全国学习金训华的热潮，《金训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陈逸飞名声大振。
1969年至1970年，陈逸飞接受上级安排，到湖南韶山参与“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使他有机会到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生活和战斗过的地区去考察学习。他在韶山陈列馆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之后，陈逸飞和同行的画家，扛着红旗，背着油画箱，深入到陕西米脂、三门峡、贾县等革命老区体验生活和搜集素材，度过了一段兴奋而艰苦的日子。其间，陈逸飞与画友们抽身到山西，游历了大同石窟及五台山，被佛教艺术感动。画家袁召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重温韶山梦依稀》一文中，回忆了他与陈逸飞等画家多年前去韶山参与“毛主度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历和感受。他说：“1969年，重庆市领导派我和吴强年、钟定强、邓成用等画家去韶山参与‘毛主席旧居陈列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全国各地去的还有北京著名雕塑家钱绍武、曹春生，上海的油画家陈逸飞、汪大文，湖南的黄铁山、陈子云和广东、广西的八十多位画家。我们参观文家市、清水塘、岳麓山、安源、井冈山等地，了解毛主席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阅读了陈列馆珍藏的许多宝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通过参观学习，大家对毛泽东同志的生活、学习和革命工作，有了广泛深刻的认识。”袁召民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陈逸飞参加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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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上海时期的绘画（3）
1970年陈逸飞24岁，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的油画组负责人。这意味着陈逸飞年仅24岁就不仅有了艺术地位而且也有了社会地位。这个身份让他担起了上海油画带头人和组织者的任务。
1971年，陈逸飞创作的作品中，《开路先锋》和《红旗》受到重视。这两幅作品的命运似乎不太好，作品一出来，几乎就遭到了批判，认为画作过于西化，过于艺术，不够直白，不够现实，不够真实，不够样板。不幸的是三十多年之后，作品又受到了另一种批评，说是不够艺术，甚至认为就是当时最典型的样板画。在当时被误读误解，在今天它又被另一种误读误解，甚至曲解。
《红旗》发表后受到的批判更多更直接。《红旗》表现的是革命战争历史题材，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主题，画面气势恢弘，一群冲锋陷阵的战士冲在战场的最前面，表现一种英勇奋进不怕牺牲的气概和气度，动人心魄，同时作品作了更深层的人性和人道的透视，人物的面部表情流露出生命最后一瞬间那种凛然，尽管战士们不怕牺牲，但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那种热爱生命、依恋人世的内心情感跃然画面。《红旗》是英雄主义理想与人道主义善良的构合体，使命的完成，死亡的临近，沉淀为艺术画面。作品发表后，受到好评，但很快就有人在《文汇报》发表批判文章，说是画面上的“军装太脏……对英雄不敬”，显然这些人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写实，也并不理解《红旗》的艺术夸张。还有人在上海《文汇通讯》发表批判文章，说陈逸飞的《红旗》是“战争恐怖”论。现在来看当年的这种批判不免有些感慨。
当年陈逸飞为了创作好《红旗》，费尽心思，反复体验，反复构思。陈逸飞去跟别人借来一台鼓风机，对着红旗吹，把红旗吹飘起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寻找红旗飘飞的最佳画面。对于用辛劳创作出来的《红旗》，陈逸飞是格外看重的。
李坚曾就《红旗》采访过陈逸飞，李坚在文章开头这样叙述：“说起油画《红旗》，一向沉稳的陈逸飞也不免有些激动。《红旗》是陈逸飞于1971年至1972年创作的一幅油画。同时期创作的油画还有《黄河颂》与《开路先锋》。这三件作品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陈逸飞名声大振，而其中尤以《红旗》为最。这幅作品描写的是几位即将冲锋陷阵的红旗手面对死亡的瞬间，战士朴实、深沉的表情让人看后难以忘怀。作品具有一种震撼力，显示了画家刻画人物，尤其是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巨大潜能。”（李坚：《故事从〈红旗〉说起——访著名画家陈逸飞》，《新民晚报》1996年12月6日）陈逸飞对李坚说，他本人对那些批判者很生气。
1972年，“文革”期间终于有了首届全国美术展览，陈逸飞的作品参加了这次全国美展。期间陈逸飞有机会结识了北京美术界的王怀庆、孙景波、张红年、艾轩等优秀画家，相互交往，相互探讨美术创作的规律，收获颇丰。
在艺术的道路上，1972年的陈逸飞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他的大型油画《黄河颂》。这幅作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一幅优秀画作。作品高于别人的地方在于：一、它没有仅仅在美丽而沧桑的黄河自然景观上做文章，而是着眼于人，一个近景的人站在黄河岸边的巨石上，俯视黄河，人与黄河贴在了一块，人与自然融在了一起；二、它把黄河文明虚化为遥远的文化背景，在黄河现代历史的一瞬间做文章，它把群体力量虚化为个人背景的无形力量，在一个人与一条河之间做文章，它把所有的人都虚化为无形的特殊后盾，在一个特殊身份的人那里着力。一个人、一个军人、一个现代军人，一条河、一条黄河、一条战争背景下的黄河。
《黄河颂》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创作背景，从创作题材上说，它并不是首创，抗日战争以来许多画家都曾经在这个题材领域作过努力，并且取得不少艺术上的成就。陈逸飞自然也想在这个历史大题材上有所作为，作了一次苍劲的画面架构。画面上，一位身着军服的抗日战士站在黄河边的岩石上把守，远的是天河一色的绵延背景，天际间巍峨雄壮，黄河在奔流，群鸟在飞走。写实间添了一点浪漫。现在看来，《黄河颂》在整体上是写实的。可在1972年，在不少人眼里，还是多少有些“西化”和“颓废”的，而且是河水太浑浊，画名中又带上了一个“黄”字，一度被禁止参加展出。
好作品终究是好作品，历经种种选择以后，人们自然会认可，陈逸飞的《黄河颂》就是这样的作品。著名画家蔡若虹曾于多年以后的1997年2月1日在病中写下专文《赞〈黄河颂〉》，“不少同志都认为陈逸飞的艺术特色是具有非常扎实的造型基本功。这一评语如果对他过去创作的《长笛手》、《浔阳遗韵》之类的作品作一一考察，那是完全切合实际的。但是，如果从他1972年创作的《黄河颂》这幅作品来看，光说作者具有非常扎实的造型基本功就不够全面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黄河颂》的形象构成，仅仅从那个持枪挺立的革命战士的雄姿来看，这个颇有特点的姿态决不是从普通的模特儿身上可以找得到的，何况，画面上还有那只有立足高处才能看见的群雁低飞，以及与广阔的胸怀相配合的无比苍莽的河山背景。这些形象的构成，决不是单靠扎实的基本功就可以完成的，它必须靠精细的生活观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熟练的表现技巧这三者的机会结合才能完美地构成这个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蔡若虹：《赞〈黄河颂〉》，《美术》1997年第5期）蔡若虹对陈逸飞留美以后的作品了解不多，了解的那部分作品似乎也有隔代的文化接受差异，评价不多，但其对陈逸飞早期的《黄河颂》等作品作了充分而恳切的评价。
第四章 上海时期的绘画（4）
陈逸飞本人也认为，他的《黄河颂》代表了他在那一个时期的艺术追求，后来的一切追求是在这种追求的基础上深化的。他说：“从前有朋友对我说：你有很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像《黄河颂》、《红旗》、《占领总统府》确实是那一方面最好的例证。后来有人对我说：你的美人画得很漂亮，就又给我贴上这样一个风格的标签。而此次回顾展上的‘西藏系列’某种程度上洗刷了某些人对我的成见。展览会上你看到了我各个阶段的转折与变化，有时当我像一个普通的观众面对自己的作品，感觉既亲切又陌生，有许多画被收藏十多年，甚至近20年，再看见，这种感受很复杂。当然我还会一直变化下去，但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因为艺术不是自己假定和设立的，是自己心里的画，是从你的灵魂宣泄真诚的一种表现。其实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条船里装的载体。我自己认为我的作品之所以呈现为现在的样式，缘于我对生活的热爱。”（姜苏鹏：《陈逸飞：答案在风中飘》，《中华英才》1997年第13期）艺术家的一生往往要经历若干个阶段，通过艺术家的努力和创造，每一个后来的阶段都有可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超越，这应该就是超越，而不要轻易用新的一个时期的成就否定前一个时期的成绩。对待陈逸飞，对待陈逸飞的创作都应如此。
多年以后，陈逸飞专门写下了《既英雄又浪漫》一文，深情地回忆创作《黄河颂》的经历：“《黄河颂》最初的构想，是画一个羊倌，扎着羊肚子头巾，扛着镢头，仰天高唱信天游。反复思量后，发觉这种表现方式几乎是在诠释《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毅然舍弃。转而改成一个红军战士，站在山巅，笑傲山河。创作过程中，我把山顶明亮如炽的光感复还到画布上，渲染成一片耀眼的白芒；我在红军战士肩挎的步枪枪眼里，画了一小团红布，形同一朵鲜艳的盛开的小花，还在他的脚下，画上一列斜飞南行的大雁。”（《新民晚报》，1997年1月11日）了解了陈逸飞创作《黄河颂》的历史环境、创作意图、创作过程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