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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9）
1949年5月，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报告，东北局的领导是高岗，高岗在东北对资产阶级实行了比较左的政策，刘少奇对此提出了批评。
1949年9月，通过了共同纲领，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民族资本。1951年3月，刘少奇起草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文件，其中第二条明确写到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但是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1954年宪法没有公布之前，这个共同纲领起的是大宪章的作用，这是已经列入宪法里的了。
周恩来1950年春天针对共产党内有些急于转向社会主义的倾向，也发表了意见。涉及到高层领导的讲话，我都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发表的文献、《周恩来选集》为准，有些地方为了更准确，我来念一段周恩来在《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不相信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这一时期他经常强调“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不是现在的政策”，今天“只有巩固与发展新民主主义，才能争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他明确说道：“今天的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对于一些地方对私人工商业改造等“左”的作法，他批评说：“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仍强调要处理好同资产阶级的关系，要向工人讲清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虽能使资产阶级获得一些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就是要准备社会主义的条件，而不是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
关于前面高岗的事情，高岗后来给中央送上了一份报告，要求有重点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批示，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赞扬。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认为主要矛盾是帝官封和人民的矛盾。但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再把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这时刘少奇就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刘少奇在有关文件中总是对资产阶级作了个限定，比如说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反对“违背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总是想把具体上某个资本家个人，不是想笼统的。这反映出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要制定新的税制，因为社会在改变。当时薄一波是财政部长，新的税制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精神，就是劳资平等，公私平等。那就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同等纳税，待遇一样。对于一样，毛泽东非常不满，非常愤怒。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毛就撤销了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3年5月，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做了重大调整。把政务院的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重要的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已经被调来当国家计委主任，把这八个部划出了政务院。
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对前一段党内人士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公开批评。这个会议标志着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模式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走上了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模式。
农村在1951年就开始了合作组的运动，包括毛泽东对山西的批示，对老区合作化运动的批示，要求不断提高合作化的级别。但在农村搞这个改革，就造成了农村经济的波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发出了《关于减缩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提出要缩减农业合作社。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是比较了解农村状况的，他就主张要尽量减低，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了。
随后中共中央就连续发了几份文件，叫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情绪，甚至给###的草稿中都说，现在提出一般的反对剥削是不妥当的，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就会有剥削，农村也应该有一部分的雇工。
这一年的9月，反冒进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合作社取消了，农民的情绪也稳定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但就在10月，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反冒进整顿非常不满，所以就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谈话，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管农村工作的人是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提出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万2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70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实际条件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和巩固，立即收到成效。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7 《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却对邓子恢作了严厉批判，否定了1953年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提出要大反“右倾”。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从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一百多条按语，又对“反冒进”作了严厉批评，并将其扣上“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帽子。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10）
关于城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重要一点是每个人的口粮都要计划呀。1953年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对粮食和一些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就是国家统一定价，农民不能自由卖。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剪刀差”这个词，什么叫“剪刀差”，就是国家便宜的买农民的粮食，然后用贵的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这个剪刀差的基金就是中国工业化的积累。以前有人说中国农村拖了现代化的后腿，我是不赞同的。我认为中国5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实际是从农村吸取了大量的资金。
统购统销对农民生活造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1953年起，统购统销政策就把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给固定化了。因为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卖，这样计划消费，不能随便买啊，就实行了票证制，可农民没有，再到1958年严格的户籍管理制，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这样形成的。
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地区和职业上的区别，变成一种身份了。农村人从降生就一直是农村户口。
1954年开始又把贸易批发权掌握在了国家手里，私营企业受到的管制越来越多。到1956年1月底，全国的大城市及五十多个中等城市都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工商改造，这种过快过量的改造给生产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现象，周恩来1956年2月初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陈云也认为冒进了，搞得太快了。
1956年6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这个会议同意了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对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