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一节描述到了老舍之死时，写到了下面的这一段记述。我最早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也是没有丝毫怀疑的。但后来，我的质疑出来了。我们把自己想象成看到这段话的第一个读者，在第一瞬间，你对这样的描述是怎样看的？虽然它是学术著作，但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它是文学性的，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
“1966年8月24日这张日历（大家先记住这个时间。大家都知道8月23日老舍被斗，24日离家出走，25日发现尸体。8月24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掷地有声，言之凿凿。我们对它能质疑吗？合情合理，疑点何来？如果您有疑点，用心何在？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纪新先生——我叫他关老师，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我跟他还谈过这件事——在他20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
“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我们不知道文革时候世界是不是忧心忡忡关切着中国，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相情愿），也关切着老舍。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消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这个奖不用说肯定是诺奖。诺奖跟老舍在文字中确确实实挂上勾了。我们有没有想去查一查，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谁？我们有没有想查一查，川端康成究竟是哪一年获的奖？
一查，坏了！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我想，第一，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在两年以后授给川端康成？这个可能性存在吗？不存在吧；第二，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在授给川端之前有没有曾经想把该奖授予老舍？老舍差点获诺奖，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口述的传说，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至少现在还无从知道。我们只有等到50年以后——等到2016年或者2018年把1966年和1968年诺奖的档案揭秘之后——才能会清晰地知道，1966年和1968年有没有过老舍与诺奖的关联。
因为中国人的诺奖情结，诺奖与中国作家一直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有许多中国作家也有很复杂的心理。有的作家表达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那是西方人的标准”，“那只是几个不懂中文的瑞典老头子私下攒出来的，”“那个奖并不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下的唯一标准”等等。但是也有人急于想获那个奖，也有人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获那个奖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曾经当笑话讲给大家听过一件事，那是被海外的某个汉学家披露出来的。说有一位自认为是中国大腕的作家，给一位美国汉学家写信，希望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翻译成英文。因为他认为一旦翻译，这个作品肯定能得奖。诺奖的奖金很高，为了诱惑这位翻译家，他跟翻译家说，如果我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咱俩平分。好在那位海外学者给这位作家留足了面子，至今都没有说出给他寄稿寄信的人是谁。要不然太难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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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3）
为了追本溯源，我再次特地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春秋时候那个孟姜女的原型从哪儿来啊——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1978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但是我们也要分析，为什么最开始有1966年的说法，后来又有1968年的说法，有没有可能是歌手在传唱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矛盾所在？川端是1968年获奖，不是1966年，错啦，赶紧改吧！所以，在传唱的时候又把1966改成了1968。可是不能随便改，要有理由啊，为什么要改？于是，用另一个理由来支持这个改动，即老舍先生死了以后，因为当时中国处在那样一个时期，所以跟外界全部隔缘了，外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作家老舍先生辞世了。两年之后才到中国来调查，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只好颁奖给另一名东方作家。最早的孟姜女春秋的雏形在这儿！
在场的朋友有没有在2000年7月30号听舒乙先生在这儿讲《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那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在新馆的第一场义务演讲，舒乙先生在那天的演讲中曾经提到：“1968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舒乙老师在讲这段话，我们在场的人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愿意相信吧？当初听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是愿意相信的。撇开我们对老舍先生个人的深厚感情，另外可能还有一种情结，觉得中国上个世纪百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终于有一个人可能跟诺奖擦肩而过，它要是真的该多好啊！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获奖，日本有一个川端获奖，而且前几年又有一个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奖了，中国泱泱大国，作家无数，每年生产一千多部长篇小说，但现在居然还没有人获得诺奖？遗憾啊！跟这种心理是否也有关？
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生，您有证据吗？这么说的理由从何而来？舒乙先生说，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可以作证。因为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件事。而且文先生还曾亲口向舒乙老师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都提到过这件事。于是记者拨通了文先生的电话，向她核证此事。核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题目是《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但是，虽然她没有证实，但她在里面也提到了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经到家里跟萧乾说过这事。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刚才那个文章中，她说“不予证实”。口说无凭，但白纸黑字的事情总是可以确定的吧。文老师确实写过这篇文章！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她的白纸黑字是这样的：“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我们看，一个人在写这样的回忆文章时，时间地点都叙述得如此详尽，让你似乎挑不出一点点的疑点。
下面又是文老师的话，“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哪一年，我们后面来看），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个证据又可以支持前面那个证据，证据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错。但它可能是错的。文先生写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后边，文先生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如果记的是1966年的话，这个是对的吗？这是绝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