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国君不理政事，臣子可以杀国君的情况，这样天下就会大乱。现在一切都是那么混乱无序，就是名实不相符。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大乱了的话，即使我有很多的粮食，我能吃得到吗？因为当臣子的就先把粮食夺过去了。后来陈氏果然灭齐。这段话体现了孔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儒家正名的思想。正名的核心就是要人人都安于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和谐发展。而当时社会的混乱正是由于名实不符，诸侯想做天子，大夫想做诸侯，所以出现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说到本质上那就是人不像人，人没有了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德行。孔子的工作就是要通过教化，让人回复到真正的人，具有人所应有的品质、道德。只有人像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能使社会由乱到治，进而达到和谐。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孔子说，凭一两句话就能判案的人，大概只有子路吧。“折狱”，即判案。这是称赞子路很忠信。因为他的忠信，所以他说的话大家都信服，他说一两句话就能把案子断了。子路这个人忠信到什么程度？他的诺言绝不过夜。“宿诺”，“宿”是一夜的意思，子路从不将诺言拖过一夜。今天答应的事，绝不会明天来兑现。孔子称赞子路忠信的这一面，但是从中也看出子路这个人很急躁，急于践言，不留余地。一方面讲了子路为什么能取信于人，一方面也含蓄地指出了子路的急躁。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这一句话是接着上一句话说的，孔子说，断案子我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子路怎么断我也怎么断。只不过我和别人不同的是，我要使天下根本没有案件发生。子路虽然片言可以折狱，但是不知礼让为国，最终不能使天下归于清明。而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根本不要有案子发生，孔子对法律是不太喜欢的。早期中国社会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法家则是把法律从平民推广到贵族，使人人都受法律约束，这实际上是降低了整个国民素质。而儒家是把治贵族的礼用于治平民，使老百姓人人都知礼，老百姓人人都知礼了就不会犯法。因为法律是底线，底线你都触犯了，足见你有多坏。一个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会犯法吗？他会去偷、去杀、去抢吗？他的境界不知超出法律底线有多远，法律对他已没有约束意义了。以前那些学者就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学法律，因为我们的道德远远超出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怎么会犯法呢？所以儒家是要提高整个民众的素质，使人人都知礼而不会犯法。这是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儒家是以相信人的善良为基础的。孔子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司寇就是掌管刑法的官，那些强盗、小偷、坏人纷纷逃离鲁国，都说鲁国不是我们的土壤了，没有偷的土壤，没有使坏的土壤。比如说，孔子来治理我们这个集体，有人老在中间说别人的坏话，孔子一治理，大家心就诚敬了，都说别人的好话，绝不说坏话，这时来了一个专门说坏话的人，他说了半天，每个人都不理他，不管他说什么根本没有人听，这个人只好走了。“必也使无讼乎”就是使鲁国根本没有能发生案子的土壤。这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重教化思想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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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7）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子张又来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为政者的心要始终如一，毫不倦怠，推行政事也一定要竭尽全力。当政者确实只有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才能竭尽全力为人民办事。子张少仁，爱民之心不足，所以孔子用这句话来告诫他。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这句话在第六篇《雍也》中已讲过。孔子说，用学问来广博自己，用礼仪来约束自己，那就不会做出违背仁义道德、违背人的品格的事情来。 一个人如果只是学问好，只是博学而不用礼仪来规范自己，提高自己的品行修养，那么他学问越多，就越容易狂傲，以为自己了不起，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所以有了学问还必须用礼来加以约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孔子说，君子成全人家的好事、美事，成全别人的美德，因为君子愿人皆善。君子在人家做坏事的时候则要劝谏阻止，而不去助长。小人就相反，小人专搞破坏，人家要做什么事，就在后面拆台，他也不喜欢别人有美德，别人不做坏事他会怂恿，别人做坏事他更会推波助澜。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鲁国的大夫季康子问孔子从政之道。孔子说，什么是政？正就是政，使天下之人皆归于正，那就是政治。政的象形文字是“”，左边的“正”就是上边一个“一”字，下边一个“止”字，意思是止于一。右边的“”下面是个“手”字，上面是手中拿的鞭子。一只手拿了鞭子教天下人皆能够正，这就是政。政治，以政来治民。因为老百姓有时候不自觉，你就要敲打敲打他，教他把不正的东西归于正，这就叫政治。自己正了，使他人正。你做领导的人能以身作则，把正气立起来，哪个还敢不正呢？你上面都是歪着、斜着的，下面也会跟着你歪着、斜着。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也是儒家一贯的理念。要把天下治理好，首先统治者自己要把自己治理好。自己治理好了，天下自然会效法。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担忧偷盗的现象，就问孔子怎么办。“欲”是贪欲的意思。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自己不贪图财利，以一种清廉的风气去影响百姓，那么即使你给奖赏让百姓去偷窃他也不会去。统治者好利，老百姓也必然会兴起好利的风气，竞相争利，若得不到利就铤而走险，沦为盗贼。这还是与上一句同样的道理。统治者很清廉，老百姓自然也会效法。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又问从政的问题。他说，杀掉无道的人，亲近有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使为政做得很好啊？孔子说，你真正要为政哪里用得着杀人呢？你希望推广善良美好的东西，老百姓自然就向往善良美好。国家提倡什么，老百姓就向往什么。比如说，以前国家提倡孝，以孝治天下，老百姓争当孝子，争立孝子牌坊。这是一个导向的问题。君子的德行像风一样，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的是统治者和百姓。统治者的风朝哪边吹，百姓的草就往哪边偏。“偃”是倒的意思。民众一般容易随波逐流，时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国家提倡读经，民众马上就去读经；国家提倡学外语，大家都去学外语了。既然民众多随波逐流，那么统治者的引导作用就相当重要。就像大人对小孩的引导一样，小孩最爱模仿大人，大人是什么样，小孩就模仿什么样。大人天天打牌，小孩也学着打牌；大人好吃懒做，小孩也学着好吃懒做。所以必须大人自己做好了，小孩子才跟着学好。引导的作用，说得小是家庭教育，说得大就是国家政令。所以重视宣传教育、重视舆论导向是为政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颜渊第十二（8）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士人怎么样才可以叫做通达呢？“达”的本义是指德行能够使人信服。但是子张问的这个“达”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孔子就反问他，什么才是你所谓的达呢？ 子张说，在诸侯国能够声名远播，在大夫之家能声名远播，这就是达。孔子说，你讲的那个是有名而不是达。我所讲的这个达应该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能够揣摩别人的语言，观察别人的脸色，谦恭地和人交往。“虑以下人”，就是自己能够处卑下地、谦恭待人。真正的通达是完成自己，在国以德服人，在大夫之家也以德服人。而有名的人他可以表面上做得很仁德，做得很善良，但是私底下他的行为却完全相反，自己还没有一点惭愧。这样的人他也能在国家、在大夫家里边都有所闻名。子张好名，以为有名就是达。孔子告诉子张名与达是不同的。好名的人伪装出一副仁德的样子同样可以得到名，而真正的达是名实相符，既有内在的德行，也有外在的名望。名者，实之宾也，名是实的宾客，有了实，自然有名。如果为求名而读书治学，一开始就已经离德很远。真正成德之人是不追求名利的，如果他有了名利，名利也只是德行的副产品，并非为名利而名利。这虽是孔子对子张讲的，但对急功近利的今人仍然很有教育意义。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樊迟陪着孔子在舞雩台下散步，舞雩是祭祀祈雨之台。樊迟说，我斗胆地问一下关于崇德、修慝、辨惑应该怎么做。“崇德”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慝”读tè，表示邪念。“修慝”就是改正自己的邪念。“辨惑”就是辨别迷惑。孔子说，你问得好啊！“先事后得”，就是先要严格要求自己，然后才能有所收获。这不就是提高自己的品德吗？“攻其恶”，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