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去参加农业生产，贵族们有没有吃喝，所以战争开始之前，上方首先排好战斗队伍，车兵（主要以贵族子弟组成）排在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擂鼓，谁家的气势压过对方，谁家就获胜。也许有人要问：这样文明战争，谁还去在战争中拼个你死我活？其实我们谁也不能小瞧这些排在前面的车兵，车兵的数量就是势力的最好证明，古代战争，军队的数量是以“乘”为单位，车兵的多少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大家想一想，在战争中十辆车被二十辆车围在一起，十辆车的一方能战胜吗？答案是否定的。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造父，因为他有骑兵，而且骑兵数量和质量在后来几千年的战争中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负，一直到明代一位造反皇帝——明成祖将火枪配备给他的队伍，骑兵才光荣退居二线，直到日本人侵入中原大地，骑兵又成为一个优势兵种，尤其在山区以其灵活机动性占据军队的重要位置。当然，春秋时期的战争文明也不能说，毕竟战争就是为了打败对方，战争总是要死人的，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说它文明，只是从战争表象上看，如果说古代的战争文明，只要是指战争一旦发生受死亡威胁的仅仅局限于平民——奴隶，奴隶主贵族坐在高高在上的战车上，即使失利也只有受伤最终被擒，因为战车给他足够的保护。当然也有没有受到保护的，造父就是没有办法获得这样保护的一个奴隶主。据我考证，给造父率领骑兵兵团的领袖也不是造父本人，因为从陇西出发，奔袭两千公里，进入河南境内那不是开玩笑的，作为奴隶主贵族的造父也不会骑在没有马鞍的马背上去这样做，唯一的可能就是造父让自己常居陇西南部——武都部族的一个贵族率领骑兵，自己坐着牛车在后面慢慢率领步兵兵团做后勤服务。
作为战争强大工具的马，在这个时候才进入贵族们的法眼应该很适合时代发展的步伐，尤其是适合山地行走的武都马种，身材较矮，毛鬃较短，对气候的适应性也很强（武都处于亚热带，属于较复杂的气候当中，多阴雨，气候潮湿，生物多样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造父和后来沦为羌氐是怎样存在联系的哩？史太公已经给出了答案：“子孙或在中国（汉），或在夷狄”。至于后来武都最后沦为羌氐，答案也很清楚，那就是分化，中国人的先祖——黄帝和炎帝不就是部族分化才发生战争的吗。当然，明朝的罗贯中给出的答案更直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部族也是一样，更不要说即使后来的秦人封国封侯，还把陇西当作自己的根据地。
三是战争必需的后勤保障——军粮。史学家已经有了定论：现在在中国大地上普遍种植的小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物种。当然具体的舶来时间史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有一些人坚持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但有据可查的是在文景之治才在中国普遍种植，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50年左右，黄河流域才大面积种植小麦，那么在公元前9世纪的周穆王时期人们吃的是什么？答案也是肯定的：菽、稷，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谷物。由于这些植物耐旱，对于靠天吃饭的社会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可是，秦人居住的陇西地区不但盛产菽、稷，还盛产中原地区少有其他食物——麻和荞麦（估计周王室们祭祀用的麦也是荞麦，毕竟不易得），当然南方还盛产那时候没有进入他们视野的稻（稻是中国最早的食物之一，不过生产水稻需要水，估计那时候的河南南部部族贵族们不可能兴修水利工程，不可能大面积种植），而且还存在人口问题，河南人口要多于西北地区，贵族们不可能在兴修道路的基础上再大修占地很多的水利设施（中国的人口问题看样子要在周穆王时代就该进入统治者的视野），道路是为了帝国统治（车兵行走），同时也为造反派方便（还是车兵）。
既然盘踞陇西地区的秦人有很好的军粮，也有当时很先进的军队——骑兵，秦人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让中原贵族无可奈何也是必然，这也就是秦人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只有打击别人的份儿的具体原因。
第三章 封城邑地
秦人据查可能文化程度不高，中原有文化的人也不可能来秦地居住。秦人对文化的渴望其实是不亚于唐代的日本人和北宋时期的西夏人。没文化，在古代尤其是在周王室统治时期而言就是无法进入统治核心，因为有文化就预示着有祭祀权，在祖宗意识之上的奴隶社会，封锁文化人外流就是防止统治权的外流（反正那时候文化交流也不发达，所有书籍不外乎就是动物的胛骨）。但是，周穆王对造父的格外厚恩也算是秦人们学习的绝好机会（估计造父在周穆王那里偷看了那些书籍，否则秦人的文化后来怎么也有了），所以在后来的几百年里秦人很难再走上统治者的视野，而且把自己的封地赵城也失落了（“自蚩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後也”——《史记》）。
真是败家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封地很快就丢失了。
但是，如果就这样把秦人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那你就大错特错，毕竟秦人还有其他地方没有东西——战马。武都马可以说是秦人咸鱼翻身的根本，第一次是骑上战马勤王，这一次却是第一次的延续。
公元前8世纪，周穆王的孙子周孝王时代来了。周王室的统治着无法具体来说，除非大奸大恶或者是非常有成就，否则很难在历史中留下他的足迹，尤其在西周时期，我大概算了一下，西周统治时期大概有四百多年，可是除去有纪年的周厉王统治了14年、周宣王统治了46年、周幽王统治了11年外，其他10个王就统治了350多年，平均每一位要统治35年之久（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有差异，请不要介意，我采用的是史学界通用的界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人的平均寿命估计也就是40岁左右，每一个王从5岁就开始统治王朝，那是后来明朝才有的，而且是权臣当道，靠自己那就痴人说梦，更不要说在中国的地狱里西周王室就有两个阎王存在（周厉王和周幽王）。反正就是那个时带来了。秦人造父孙子咸鱼翻身的时代来了。造父的骑兵确实是一个兵种的突变，其机动性让周王室大吃一惊，而马只有秦人有，周王室只有与秦人进行马市（货币估计是从海滩上拾来的贝壳，因为周王室距离大海也很远，要跑到两千公里以外的大海边也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更不要说要去大海边上拾贝壳还要经过好几个诸侯的封地，所以贝壳也很值钱）。当然另一个前提也很重要，那就是造父的孙子非子还在统治者陇西地区。问题是所有的事也是很巧，非子不但还在统治者秦人，而且是一个非常喜欢马的人。从这个事件来看，造父偷看了周王室的书籍那是必然，否则失去对祖宗的祭祀权，在那个时代别说失去封地的造父的孙子，就是造父本人也会被得红眼病族人消灭干净，因为我们中国对祖先的非常尊重在不知不觉中救了造父一家。说来说去，最后周孝王的马市在渭河之滨开始上演了，马市结束后周孝王还接见了造父的孙子——非子。
当然这要归根于犬丘人和申侯（“申侯”下一节再详细阐述）。犬丘人，应该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字，但史太公——司马迁这样说了，我们暂且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因为根据最近在甘肃陇南地区考古发现，周王朝的犬丘应该是陇南北部的徽成盆地，也就是说非子养马的地方，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来理解：有一个犬丘地方的人告诉周孝王，造父的孙子非子在犬丘养了很多马。那个时代骑兵作为新型兵种，肯定周孝王也是不愿意自己统治之下有这样一支军队出现，用贝壳来交换，那自己拥有的东西来交换自己必须的应该是有远见知名的君主首先考虑的问题。其实，这场交易估计带给非子的也许要比失去的少得多。这是为啥哩？第一种可能是非子虽然失去了造父遗留给他的赵城，但非子更希望的是在陇西建立自己的政权，用自己独有的骑兵抗拒来自中原王朝的打击，毕竟骑兵的优势自己的爷爷已经证明给了周王室成员；第二种可能就是盘踞在武都一代的蜀人和周王室对自己有双重威胁，虽然爷爷由于偷看了周王室的书籍使自己获得了部族的祖先祭祀权，但是部族的分道扬镳已经给自己的实力大打折扣。
在这儿我们突然发现了四川的远古居民——蜀人。其实现在的蜀人已经不具备远古时代的特征，当三星堆文化遗址被挖掘出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四川的远古居民应该是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眼睛非常突出，也就是我的故乡人们称谓的“立眼人”，当然这种说法在史学界是不会承认的，但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武都人口急剧膨胀的时候，人们在修建住宅的时候经常发现西汉前期“立眼人”的墓葬（有大量的黑釉陶器），还有大量的汉砖（长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厚约8厘米，呈梯形）。我的童年其实就是每天眼看着这些精美的汉砖度过的，后来由于家里搞装修和重新修建，这些汉砖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些汉砖上“立眼人”对阳光的渴望——眼睛非常突出，与人体差异比例很大，而且在这双眼睛前面总是有一个圆圆的太阳或甲骨文中的“日”。“武都”这个字眼据考证出现在中国经典当中是在汉武帝统治时期之前。这样就给我一个信息：秦人虽然在当时居住在陇南一带，但秦人的实力并没有将白龙江流域全部纳入，武都一代的蜀人就像中原文化的二传手，在很早以前就将中原的冶金技术通过白龙江向自己的同胞传递。这也许就是我给史学界一个三星堆文化来由的一种猜测的解释，毕竟三星堆文化之谜困扰了史学界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么，我该给大家一个陇南认识的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