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令人难堪的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时间，那个马行长就像没听见似的，依然低着头翻着报表。半分钟过后他还是没有抬头，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什么何书记，侯书记，我不管，我只管欠我们的钱你们赶快还！”说完，又翻过一页，仍看他的报表。
一股被羞辱的热血刷地冲红了何大福的脸。行长那不屑的神情，那傲慢的语调，让他十分尴尬！过去他在金东县第一大厂，生产的化肥俏得带钱都买不到，只有人家求他们，他们从没求过人。今天，他面对马行长的冷漠态度，瞬间想了很多很多：“人不求人一般高”；“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又想到小时候要饭的情景，然而现在不是自怜自悲的时候。突然，他灵机一动，决定先给行长一个甜果吃，稳住他，于是开口道：“马行长，我们今天就是来和您谈还钱的事的！”语气不卑不亢，坚定有力。
“哦？还钱？”马行长把手中的报表放了下来，抬起头，用手托了托眼镜架，开始打量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少顷，他对着旁边的沙发一扬手，“坐！”
何大福吁了一口气，笑眯眯地坐了下来。俞芳心里捏着一把汗，怎么坐都觉得不舒服。
“我们差你们53万是吧？”何大福对马行长说。
“是啊！”马行长不假思索。
20万救命钱（3）
何大福接着说道：“马行长，最近我们的业务不错，特别是天安门维修工程，需要40万张金箔，估计最多到今年底这笔钱我们就能全部还清了！”
“哦？”一个长长的带着扬声的拖音过后，马行长竟站了起来。眉宇间那用浓霜凝结成的威严逐渐散去，一丝温和的笑意慢慢溢在脸颊上。
“小王！”他朝门外大喊一声，一个秘书模样的女青年走了进来。马行长指指两位客人，“泡茶。”
茶泡好，马行长走到了何大福跟前，拖了把椅子坐了下来，好奇地望着何大福。
“马行长，您看，这样行不行？”何大福挺了挺腰板，“这次国家要搞建国35周年大庆，中央决定把天安门城楼上‘###’时期的向日葵恢复成原来的金银花图样，同时还要对天安门城楼重新装修，由于我们的金陵金箔质量过硬，况且北京故宫几百年来一直使用的都是我们金陵金箔，所以这次管理局的同志特意过来，委托我们生产40万张金箔，还邮汇了部分预付款。这笔业务我们经过认真测算，应该能赚到80万左右，到时还你们银行贷款肯定没有问题。可是由于我们眼下资金周转有点不灵，买黄金、买辅助材料都要先垫付资金，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您再贷点款。”
何大福说完拉开包，取出一张印有红头，盖有红章的文件递了过去。
马行长小心翼翼接过来，又托了托眼镜架，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需要贷多少？”他把文件递回来时，突然非常严肃地问。
“20万。”何大福同样严肃地答。望着马行长不动声色的表情，他又跟了一句，“马行长，您放心，我们肯定守信誉，县委领导都信得过我们，您还信不过吗？”
马行长盯着何大福，没有回答。突然，他腾地站起身来，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起来。何大福低头一看，只见上面用标准的正楷字写着：“同意贷款金陵金箔厂人民币贰拾万元整。马金良，即日。”
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何大福站起身来，紧紧地握住马行长的手。“谢谢！谢谢！”马行长笑着拍拍他的肩，只说了一句，“真希望这笔钱能让你们活过来、站起来。”
从银行办完贷款出来，已过了十一点半，此时蓝天白云，艳阳高照。俞芳深深地吸了口气，空气是那样的清新甘甜。多日的沉重疲惫一扫而空，她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松愉快。望着前面何大福那宽厚的背影，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她紧赶几步追上前去，“何书记，你可真厉害，几句话就把款子给贷下来了。”何大福回头望望她，笑道：“有什么办法，这都是给逼的，银行嘛！他们只肯做锦上添花的事，你指望他们雪中送炭，想也别想！所以找银行贷款，你把什么事情都往锦上添花上靠，事情就好办多啦！”“什么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俞芳愣住了，琢磨了半天也没理出个味来。看见对面有家面店，俞芳突然心血来潮，“何书记，你立了这么大功，中午我请你吃碗肉丝面吧！”“不了！赶紧回去吧，下午还要去买黄金呢！”何大福迈开大步就走。这会儿，他没有感到轻松，相反，他突然感到自己肩上已经挑起了一副重担。他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咀嚼着马行长说的那句话，“活过来，站起来……”
那年年底，恪守信用的何大福将工行73万新老贷款全部还清。也从那年起，何大福与县工行行长马金良成了好朋友，直到如今。后来，社会上许多企业欠赖银行大量贷款，而何大福从没拖欠一分，成了五A单位，当然这都是后话。
多少年后，何大福想到了这一幕，逢人便说：“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只有一个‘闯’字。敢‘闯’，企业才有出路，人生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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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釜沉舟断后路（1）
万庆彪举荐何大福到金箔厂任职，是因为他对何大福知之甚深，知道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秉性。因为他从小受过苦难，又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实证明，万庆彪没看错。
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不到一个星期，就做了两个断绝后路、破釜沉舟的重大决定：一是将自己的行政工资关系从化工厂转到金箔厂；二是将自己在化工厂的单元住房交回厂里，到西山镇租房住。这让他的爱人周素琴实在想不开，埋怨他说：“你在化工厂二十年，谁催你啦？干吗急着搬家？”化工厂同事也劝他，领导也告知他：“金箔厂一分钱奖金都没有，化工厂效益好，奖金、营养补助费每月七十多元，比工资还高，你可以人先去，关系暂时不动，房子也不要急着交。”
老婆和同事们的劝告是有道理的。在那个职务等级和单位性质有着严格区分和很大差异的年代里，何大福的决定真是“太轻率”了：金东化工厂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而金陵金箔厂则是城镇集体企业。何大福已经是国家干部，属组织部在册的；而金箔厂的干部则不在编制之内。金东化工厂属“猪”的，工资奖金财政全部拨款；而金箔厂则属“鸡”的，工资奖金靠自己找米下锅。何大福一家四口过日子，老婆当小学教师，工资每月只有30元。两个小孩又要穿衣吃饭，又要上学。他这一番举措，等于一下子给自己连降了好几级工资，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这些道理，何大福不懂吗？他懂。金箔厂前任领导懂吗？也懂。但前任书记人调到金箔厂，行政工资关系却放在县工业局，住在工业局干部宿舍楼里。这里金箔厂工人干部受罪受累，拿不足工资拿不到奖金，住在厂房里，租住在周边农村里；他那里是旱劳保收，冷暖不怕。这种不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厂长书记，能和工人心连心吗？能和工人群众同甘共苦吗？李雄关一伙说得怪难听的：“何大福，还不是假积极，有意表现表现。他还不是和前任书记一样！混个一年半载，溜之大吉！倒霉的还不是我们！”这些煽动语言使许多工人对何大福疑疑惑惑。很多人知道何大福原来的底细后，总认为他到金箔厂是来“镀金”的，他不可能在金箔厂待长。
必须断绝自己的一切后路，誓与金箔人同生死共患难！何大福要让金箔人看到，他这次来，是要与金箔人一起将这匹死马治好，变成一匹飞马，在改革的天空中腾飞。他抱定了背水一战的决心，不成功便成仁！对企业，对他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厂干部会上，何大福大声宣告：“许多人搞‘狡兔三窟’，喜欢给自己留后路。我这人与别人不一样，从来不给自己留后路。我的后路，就是带领大家将企业办好，办好企业就是我们最好的后路，也是最有前途的后路！”
何大福本来是想举家搬到金箔厂住的，可金箔厂没有能住的地方，只好在西山镇找房子先住着。新租住的房子是金东县劳服公司的两间职工宿舍。何大福在化工厂劳服公司当经理时跟他们的领导交情不错，因此，便临时租给了他。租金还算便宜，每月只有五块钱。房子在县城大街旁边的一人巷，巷子取这么个名字，其宽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个人推辆自行车刚刚够走，如果对面再来一个人，那就得吸气收腹了。
“那可是街上的房子，出门就是街中心，租金又这么便宜，大家想租还租不到呢！”何大福在家里“忽悠”着老婆孩子。 。。
破釜沉舟断后路（2）
星期天一早，素琴把家里的东西收拾停当，兴冲冲地拖到新租房子跟前一看，顿时傻眼了。“这叫什么房子啊！”化工厂的房子虽小，但好歹有近50平方米，还是个套间，也挺新的。可眼前这间房子只是个4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灰白的墙上乱七八糟，蜘蛛网、发黄的废报纸，还有用毛笔涂写的“毛主席万岁”。手一按，墙上的石灰粉直掉；头一抬，顶上的芦帘稀稀拉拉，有好几个洞眼还透着天光……素琴看不下去，一屁股坐在行李上。
“你这是干什么？”何大福忙把素琴拉起来。手指指对面，“喏，还有一间厨房呢！”素琴抬眼望去，对面一排低矮的小平房，每个门前都有一个自来水池，只有他家门前这间既没有门，又没有水池。
“不错啦！”何大福脸上堆满了笑，拍拍素琴的肩：“毛主席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老蒋，咱们的房子小是小了点，但总比窑洞强吧！”
素琴咬着嘴唇盯着她的男人，没有吱声。说什么呢？有什么好说的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让她摊上这个“一根筋”只顾事业不顾家的男人呢？这都是命！
“唉！”素琴